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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剑荆北京报道 根据一份最新完成的调研报告，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创新经济活力水平比较显示，北京最佳，深圳第二，上海位居第三。
这份名为“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的报告是由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完成的。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正在向创新经济转型，先一步的硅谷、班加罗尔、新竹等区域已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在创新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三地正在崛起，可望成为亚太地区“创新明星”。
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是目前我国公认的创新水平最高的区域。根据长城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在“金牌榜”上的排名如下：北京的创新经济活力最佳，其排名第一的指标就有15项，第二的有9项，第三的有6项，总计得分为69分。深圳位居亚军，排名第一的有13项，第二的有4项，第三的有13项，总计得分为60分。上海名列第三，排名第一的有2项，第二的有17项，第三的有11项，总计得分为51分。
根据指标体系综合来看，京沪深三地的创新经济活力存在着梯度差异，但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导指标因素在三地则是各不相同的。在8大类指标中，北京在创业动力、创新服务和科技实力三个方面的优势最明显，这也是北京总体得分较高的主要因素。深圳则在资金状况、人力资源两项指标中处于领先地位，优势较为明显，使得深圳超越上海位居第二。上海在创新服务、信息化水平等指标上的相对得分也不低，某些二级指标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如金融服务机构数、国际劳务服务合作水平等，但相对于北京深圳来说，这样的领先指标太少，使得其总评分偏低，在8大类指标中，上海竟没有一个是得分最高的。可以说，在影响区域创新活力的各项因素中，上海没有像北京、深圳那样有突出特点的因素，上海在创新经济上的个性还有待展示。
报告比较了三地文化上的差异对创新经济的影响。
在文化导向方面，北京作为中国古代的都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尤其是封建时代形成的保守和等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北京各界公众，传统的"皇城文化"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知识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冲击了"皇城文化"，随着外地人口的不断引进，北京尤其是中关村地区的创新文化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大胆地开展各类探索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上海有浓郁的商业氛围，这酝酿出上海以商业为核心的文化：精明而务实。深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个"移民"城市，中国不同区域的人才在这里汇合，这使得深圳这块土地天生地消来了等级、贵贱等传统习俗，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里共同开创自己的未来，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正是多元文化和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的双重因素，使得深圳文化最易于创新。
京沪深三地是各自区域的增长极，在自身创新经济活跃发展的同时，也向外显示出愈来愈强的辐射功能。
北京发展创新经济的核心区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近年来，随着创新经济的不断发展，北京的创新空间不断扩大，除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部分郊县工业小区也初步形成环京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格局。北京的创新空间还沿京津塘高速公路拓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的创新空间拓展的不够，对周围经济的带动力量不强，明显地影响到北京创新经济的发展。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围绕着上海经济的增长极，长江三角洲经济的空间扩散形成三个扩散区。第一扩散区是苏州、无锡、昆山等地；第二扩散区是南京、常州和镇江地区；第三扩散区是杭州嘉兴和宁波等地区，这些地区发展较晚，但逐渐开始接受上海部分产业的转移。
深圳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龙头，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深圳对周边地区的扩散功能不断增强扩散效应。深圳及其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格局。深圳扮演了"店"的角色，而以东莞和惠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扮演了"厂"的角色。除周边城市对深圳的发展起强大的支撑作用外，香港的产业外移也给深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报告还就三地各自选择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1、在政府改革的力度和行政行为的法治化上，北京明显落后于深圳和上海。
2、深圳市虽然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在探索政府改革方面也走到了三地的最前列，效果也最为显著。但深圳市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技术结构提升的压力，这是深圳提升其创新活力的关键。
3、上海市利用跨国公司生产和资本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契机，对外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内加速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改造，重点发展微电子制造业、汽车业、化工业和精品钢铁产业，并落实了具体的空间。同时，上海市还加速政府体制改革，大力精简行政审批，积极开展国际性的区域品牌营销，已初步建立了其国际形象区域个性。但上海的国有企业多，政府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同时上海的民营企业力量相对薄弱，区域内的创业氛围比较薄弱，对其创新经济活力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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