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喜欢进行理性思考的人来说，2001年的中国企业界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显露新鲜迹象的群落，因为这一年的故事最值得回味，透过一系列的企业事件，我们发现，纷乱的故事中，共鸣着——

　　就企业而言，即使对行业的变化趋势了解透彻，企业也很难对加入WTO后的形势有准确的把握。

　　规则说话

　　2001年对企业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加入了WTO。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们在讨论WTO影响的时候往往侧重于它的具体行业影响，似乎只要把握了行业的变化趋势，企业就可以胜券在握。行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就企业而言，即使对行业的变化趋势了解透彻，企业也很难对加入WTO后的形势拥有准确的把握，因为行业形势的变化是企业所不能控制的和转变的，只能对环境进行积极的适应。因此面对WTO的到来，企业首先应该把握的是WTO规则。可喜的是自从中国加入WTO后，人们开始关注规则，“规则”从此成为企业界在今年年底一个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

　　WTO的规则有很多条，企业要全部掌握是不现实的。面对WTO，我们的企业需要的是这样的规则意识，我们称之为“WTO规则意识”。这样的规则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WTO的商务规则企业首先要记住WTO组织的本质，也就是说，WTO为什么成立？这就是WTO关于贸易或交易的公平原则、公开原则、非歧视原则、协商原则、惯例原则、非政治原则等等。规则意识将成为主导我们行动的主流意识，而不能凭借自身的感觉和感情因素，更多的问题要通过国际通行的法律手段和商务手段解决，法律问题将成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对外贸易的突出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倾销、反垄断、反补贴问题。从实际中看我们的企业遇到这些问题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所措、恐惧或民族主义情绪强烈，似乎总是别人在故意“整”我们。实际上只要我们从事国际贸易，这些问题就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这是一个国际贸易关系的常态。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把它作为一个常态接受下来，但需要准备好各类法律顾问和商务顾问进行应对。如果说WTO对企业形成冲击，可能这种规则的冲击是最大的，而且是涉及国内所有企业。在国内企业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关系”、“托人情”，加入WTO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商务活动中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规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法律手段进行解决，通过什么样的商务惯例进行解决，用什么WTO规则进行处理。即使对方国家的总统对你的企业表示出了强烈的好感，你也不能忘记规则，因为真的发生了问题，总统的微笑也救不了你，千万不要忘了，对方国家总统／首相微笑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支持。

　　2001年发生的百事可乐中方企业对美国百事可乐公司的挑战行为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我们的企业在遇到商务问题时对规则有多么的漠然。百事事件被披露后，有人说中方吃了“哑巴亏”，还有人提出民族利益问题。可现实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解决不了规则问题，在中国入世承诺国际规则之际，这样的提法显然反映了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在企业制度上未能完全适应和对接。

　　WTO的方法规则方法不同于规则，规则是WTO自身所规定的条文，而方法是没有写在纸面上的惯例，这些惯例成为100多年来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精华而流传下来，成为许多企业经营活动必需的步骤和要求，其中核心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商业模式。这些方法对企业的发展和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但却是我国企业所缺乏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些方法不能被我们的企业接受和使用，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会走很多弯路，就很难适应WTO的商业竞争规则。

　　比如，在国外实际商业活动中，一个企业即使像通用这样规模和实力的企业也不可能对目标市场的规则和目标市场的销售前景／销售网络以及竞争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它会在进入市场前通过专业的调查机构和咨询公司把目标市场的政府法规、消费者情况和销售网络与惯例搞得非常清楚，甚至设立专门的情报收集与分析机构乃至研发机构。这些企业一旦进入，其采取的战略措施和营销方法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而我国的许多企业则不然，准备进入国内的目标市场(国外目标市场也是如此)，先是企业高层领导人去考察，然后再派具体人员去考察，然后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可行性报告，就万事大吉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模糊性和随意性，很像我国俗语讲的“差不多就可以了”，而且一般情况下了解不到比较深层和具体的东西，常常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国一些具有战略意识的企业已经摆脱了这种传统的方法，开始采取国际通行的商务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企业把主要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中国加入WTO的行业冲击上是一个误区，因为行业的影响程度和具体的影响范围，国内的任何一位专家即使亲自谈判、即使设立了数学模型也难以准确描述，即使准确描述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的变化。因此如果说前几年是WTO知识普及阶段的话，那么现在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放在方法论上来，用国际上通用的方法论“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步步为营，因为即使你对国际市场变化趋势已经了如指掌(尽管这不可能)，如果你的方法论是传统的、是陈旧的，那么你仍然很快被国际竞争对手所打败。

　　WTO的制度规则从表面上看，WTO是一个国际贸易协调和管理组织，但从深层看，WTO的规则将直接制约着参与其中的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因为在WTO的规则中，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是一个既定的条件，但对我们的企业来说，要实现国际贸易规则的WTO化，也就是与国际规则接轨，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也必须与国际接轨，这才是应对WTO的基础工作。

　　当然经过长期的改革，我们许多企业(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民营企业)对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都能说出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的极端重要性，但实践告诉我们，我们的许多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制度化意识仍然非常淡薄。制度是冷冰冰的，有时是很“残酷”的，有时甚至是不太合乎情理的，但它是维护企业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基础，从企业理论上说，企业制度就是为资本或股东服务的，企业制度是为资本雇佣劳动服务的，这就是国际资本的本质，但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是典型的资本本位，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官本位。那些习惯于官本位的人可能不太认可这种观点，但要在中国加入WTO后让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吸收更大量的国际资本，我们就要接受资本规则，增强我们的制度意识。我们的企业家就要有心理准备，制度化的发展可能会令你可能失去权力，但这是国际资本的规则。因此我们的企业在面对国际资本涌入机遇的时候，应该拥有明晰的制度意识，制度一旦形成，它就会有自己的意志，它可能会牺牲掉很多感情，甚至是主要功臣的感情，有时可能会牺牲一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人事选择。

　　2001年企业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人们集中领略了企业的诚信是多么的不可信、多么的可怜

　　诚信说话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流传着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但这种说法在有时似乎并不灵，甚至成了“傻子”的代名词，现实中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似乎一再向人们昭示：诚实就是低能。而2001年企业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人们集中领略了企业的诚信是多么的不可信、多么的可怜！亿安科技的100元股价神话及其崩溃、银广夏造假工程引出的中天勤等一系列会计师事务所造假案，甚至连三九集团、科龙电器、蓝田股份、东方电子这样业绩优良的知名品牌公司都因此而受到证监会的调查和处罚，我们还能相信哪家上市公司呢？

　　可怕的是本以态度客观、专业知识深厚著称的股评家们在2001年也遭遇了“诚信”的“滑铁卢”，成为千夫所指的泄愤目标，尽管他们几乎都拥有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教授和高级研究员等令人眩目的学术头衔。

　　我们不禁要问：信用到哪里去了？

　　应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而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今天人们似乎一提“市场经济”就可以诈骗或说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整个2001年的时间里，呼唤诚信道德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种最强音。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并不仅仅是通过宣传和教育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一系列机制的自然产物。

　　企业诚信的基础在于产权如果企业的产权不清楚，企业就永远难以形成持续的诚信基础。张维迎教授认为，如果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决策者的利益无关，决策者为什么要重视企业的信誉呢？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企业不讲信誉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总经理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呢？在国有产权制度下，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信誉之间没有长远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作的任何一个决策，其未来的后果你都不承担责任，而且不能确定你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企业未来收益或许由别人分享，那么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你该如何对待企业的诚信原则呢？那么为什么大量民营企业也不讲诚信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如果产权制度不能根本的解决，企业诚信问题将可能成为毁坏我国市场经济一切成就的罪魁祸首，因为市场经济有着对交易自由权和财产权保护的最为强烈的需求，为此就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个有关权利规范和保护的体系。这是建立我国企业诚信原则的最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对所有权、债权、期权、契约等所作的界定和规范，也包括各种权利转让和流通制度的规定，这些制度中对权利和权利行使收益的保护。

　　企业的诚信需要法律的保障诚信问题看起来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让不遵守诚信原则的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的，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立法条件不成熟的可结合实际制定一些过渡性法规条例，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特别是要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任，加强执行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保护，使违法违约侵犯他人权益者受到法律制裁。在这方面要给法院更有效的手段，并把提高执行率作为考核法院成绩的重要指标，通过加大执法的力度，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信用关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债务人违约侵权责任的有力武器。目前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还获得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蜻蜓点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坚持诚信原则呢？

　　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也是整个社会行为的榜样。法律之外，政府的政策是很重要的，出台政策是一项很慎重、很科学的事情。执行法律与执行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此外政府作为信用管理体系的最高管理者，更应树立诚信观。

　　2001年是人们关注诚信的一年，表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成熟，表明我们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诚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可能会危及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

　　2001年发生的这些事件突然使人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

　　资本说话

　　2001年发生的很多人事变动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先是新浪的创始人、CEO王志东突然离职，而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新浪人事冲突，一直到阳光卫视与新浪进行股权置换；从此开始，我国网络业的巨头纷纷出现“换马”事件，一批著名的创始人离开了权力位置，如8848网站的王峻涛、网易网站的丁磊等等。其他行业的高层人士变动也似乎传染上了“换马”症，乐百氏公司的创始人何伯权率领一批原来的创业者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企业，科龙的高层更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变动中成为新闻焦点，长虹集团的倪润峰先退后出，任志强离开已经就职多年的华润而重建新华远。本来企业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就容易引人注目，更何况这些人又都是企业的创始人。

　　2001年还有一些事件同样令人耳目一新，那就是德隆、华晨、华润、万向等一批资本高手的“现身”以及用友、裕兴、华立等一批民营企业的上市和并购扩张，甚至还有以“誓死搞汽车”的浙江吉利老板李书福历经8年终于在中国入世表决的前1天拿到了国家经贸委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这些事件使人们对资本给予了少有的关注，尽管人们对资本这个词以及它的含义都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还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无比重要性。现在谁也很难否认，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具有明确产权的资本则是市场经济的永恒动力。然而当2001年发生的这些事件突然使人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许多在理论上头头是道的人不能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承认资本力量的现实。

　　透过这些纷纷扬扬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实际上蕴涵了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些逻辑使得资本必须用各类方式说话。

　　资本控制的逻辑新浪网CEO的王志东离职让人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王不仅一直被认为是新浪的最高领导者，而且是新浪的创始人，几乎成为中国网络业的人格象征。应该说以网络产业为突出代表的新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营模式，也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经营理念。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企业的“一把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只要一把手不犯严重错误就不能被剥夺权力。但王志东突然被“莫名其妙”革职迫使中国各类企业和媒体都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资本的力量。

　　一提起资本，我们有时还显得比较隐晦，甚至仍然对资本怀有莫名其妙的心理抵触，似乎资本只能为我所用，而不能我为资本用，尤其体现在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心目中。无论他们把企业是送到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市，还是到香港联交所上市，或者到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或者采取私募方式获得资金，其心理都抱着资本为我所用的心态，即人们所说的“圈钱”。在我们许多人的传统意识里，这个企业是我创立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就是我的天下，我说了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孩子是我的，江山是我的”，谁也不能对他们有“非分之想”，更不能指手画脚，不管别人出了多少钱。尤其是近期关于人力资本的话题热起来之后，许多人似乎为自己缺乏资本又希望创业和控制企业的经理人找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解释。一旦有资本力量或者作为股东代表的董事们对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就难以接受，往往习惯于用一人的意志压制代表资本力量的董事会其他成员的力量，尽管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呼———CEO。

　　实际上资本家和经理人的关系引申出的委托————代理关系，我们的理论界和企业界已经说了很长时间，甚至人们已经把它看成老生常谈的理论，但第一次大量通过现实的冲突和现象表现出来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滑向了地位相对弱的代理人，但是资本有自己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在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下，资本的力量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在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才突然体现其力量，而网络业作为与国际资本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行业首先领略了这种资本的语言。实际上CEO被董事会辞退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环节，无论是通用还是IBM的CEO，都摆脱不了这种命运，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不过通过这场关于资本的争论，人们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因此当丁磊、王峻涛离开职位的时候，人们甚至觉得顺理成章，因为那时的网易、8848正经受着磨难，CEO是第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然而那些与国际资本接触相对较少却不得不面对国际资本以及国内资本说话的传统企业领导者们由于种种原因，在与资本的博弈过程中不得不被迫退出权力舞台。这种过程往往因为大家不能遵守资本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规则，无法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而使这种退出充满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可预料性，常常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一项调查表明，正是这种对资本的偏见使得中关村企业被资本冷淡而演绎着自生自灭的“创业神话”。中关村发展20年来，涌现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但远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和核心竞争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缺乏利用资本的能力。从总量及投资趋向的角度看，准备投向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的意向性资金量比较充裕，但从资金运作和项目数量角度看，真正落实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资金数量较少。知本与资本的无谓争论不仅不能推动中关村的发展，反而使高科技企业在缺乏资本支持的状况下举步维艰。如果我们的企业决策者不能正视资本的声音，未来是很危险的。

　　资本扩张的逻辑自从黄鸿年掀起“中策”旋风以来，资本运营的概念逐渐风靡大地。实际上资本具有潜在的扩张本性，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或产生出更多的价值。因此以资本运营为名称的资本扩张是资本的内在逻辑。因此世界范围的兼并、重组浪潮风起云涌。但是几年来，我们对这类资本扩张的方式既爱又恨，爱的是人们发现了中国的资本扩张方式和企业的新型成长方式；恨的是对资本扩张中的许多方式和运作主体不能获得认可，总觉得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以致现实中形成了喜欢讨论抽象的资本运营、讨厌实际的资本运作主体的反常现象。这种讨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大批打着资本运营旗号活动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利用资本市场骗钱而不是利用资本发展企业。这一特点在2001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亿安科技股价“跳水”事件和一系列上市公司违规以及基金黑幕的曝光都是典型的代表者。

　　然而2001年给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民营资本在成熟，他们进行资本运营的手段和意识更加成熟，对资本扩张的逻辑已经有了深深把握，如作为资本高手的东方集团和新疆德隆、由实业界突入金融界的家电巨头海尔、先在香港上市尔后举牌方正科技的裕兴、先收购国内上市公司ST恒泰尔后跨出国门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和菲力浦CDMA研发中心的浙江华立、因收购郑百文股份而声名雀起的山东三联以及在国内上市的用友、太太等民营企业。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的民营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开始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进行资本运营，资本扩张的逻辑在中国正在支配着企业的主流。

　　从2001年的发展看，我国企业的资本扩张方式主要有两大类模式：第一种是海尔模式。这是我国大多数实业领域的企业模仿的榜样。其突出的特点是运营主体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围绕自己的产业扩展进行资本扩张；第二种就是德隆模式。其基本特色是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最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对此，德隆认为，战略投资管理可以更快捷地树立企业的市场优势，事半功倍地强化其核心竞争力。同时德隆通过整合产业和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良好业绩，从而给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带来回报，实现大小股东的“共赢”。2001年在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的状态下，“德隆系”股价的相对平稳反映了德隆特有的资本理念。周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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