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逼人的龙永图是2001年中国200万公务员中知名度最高，也是在媒体暴光中最引人注目的官员之一。从1997年2月出任首席谈判代表以来，龙永图的名字始终与入世谈判的消息联在一起，中国人对入关和入世的了解也主要在龙永图这一任上。他的奔波和头上的白发记录了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艰难和决心。

　　已经成为举世瞩目政治明星的龙永图，不认为自己在这一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中有多么举足轻重。但他坚信，中国和世界将从中获得双赢，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大量的事实正在证明，融入过去被认为世界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将给中国带来经济的第二次跃进，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理念也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但同时，马太效应也在发挥效应，WTO并非对每个中国人都是好消息，曾经为这个国家积累宝贵财富的企业职工和农民不得不继续扮演牺牲者的角色忍受阵痛。

　　中国的改革已经历经20多年，巨大的成功无法掩盖局部的困顿。但是在龙永图这样的激进改革者来说，要成功就必须付出代价，“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龙永图说，“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作为中国入世的推动者，龙永图和他的同志们追求的是这个国家能够历史性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

　　谈判桌上的中国明星

　　12月18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启程飞赴日内瓦。这次旅行使本刊失去了专访这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机会，但对中国和龙本人来说，却意味着一个更具意义的里程碑: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作为中国四任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中最后、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龙永图把中国入世历经的15年漫长历程称为“长征似的旅行”。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他去过不下50次世贸组织的日内瓦总部。

　　“我们从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费机票足以让我们飞到月球。”龙说。

　　58岁的龙永图是2001年中国200万公务员中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之一。而从1997年2月出任首席谈判代表以来，龙永图的名字始终与入世谈判的消息联在一起，中国人对入关和入世的了解也主要在龙永图这一任上。他的奔波和头上的白发记录了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艰难和决心。

　　还带着些许湖南口音的龙永图1965年从贵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即进入外贸部。70年代初，中国开始与西方有所接触。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龙永图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1973年至1974年，龙永图获得了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经济学的机会，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英国乃至全欧洲一大批最杰出的政治家和企业家。

　　从1978年开始，龙永图先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并受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朝鲜副代表，1992年1月任中国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4年4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主持复关和入世谈判。

　　熟悉龙永图的人介绍说，他在整个谈判中表现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显示出一位职业外交官的风度，一口流利的英语，处事周到圆滑。而另一副面孔是民族主义者，作为中国的首席贸易谈判官，他在谈判桌前经常发脾气，甚至离开会谈室。一位曾经与龙永图在谈判中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则认为，龙永图的发脾气纯粹是政治表演。

　　巧合的是，龙永图也认为他的对手擅长作秀，尤其是美国和它的女谈判代表。“他们做戏一直做到最后一刻。”龙永图举例说，1999年11月14日晚，美国代表团在北京宣布谈判破裂，并预定了第二天的返程飞机。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预定飞机，由于朱总理在最后关头的出现，第二天中美方签署了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双边协议。

　　“那不是虚张声势。”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对《南华早报》郑重其事地反驳道，“我不是一个依靠戏剧化手段的谈判者……做戏的姿态只适合在舞台上，在严肃的谈判中很难让人相信。”与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不同，两位对手都给予了对方极高的评价。“龙和他的代表团非常精明、非常言简意赅、非常谨慎和强硬，他们对任何事情、任何观点都提出质疑。”被克林顿称赞为“美国杰出的谈判家”的巴尔舍夫斯基用一连串的“very”称赞龙永图，“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精通谈判的团队，但他们比绝大多数谈判者有更开阔的视野，经常能看到解决复杂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作为首席谈判代表，气势逼人的龙永图在前台参与这一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中，成为举世瞩目的明星，但他不认为自己多么举足轻重。“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特别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只能在这个大进程中发挥一点作用。”龙永图强调，“我要感谢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大舞台，使我发挥一点作用，我为自己能做一点事情感到欣慰。中国入世并不是因为龙永图做这个事情，到2001年才做成。换另外一个人来做，也会在这个时候谈成，因为这是个大事，并不取决于一个人两个人。”他说:“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远见和智慧，勇敢地迎接了这个挑战，表现了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这是这场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

　　WTO的盛宴

　　不管怎样，是龙永图代表中国推开了那扇推了15年没有推开的大门。“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开国。”在2001年早些时候，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教授这样对本刊记者评价中国入世。

　　至少从发表的言论看，龙永图和中国领导人一样，信奉这样的开放观念:即“入世”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产生转折性的作用，中国和世界将从中获得双赢，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双赢”这个词汇并不是龙永图发明的，但却经由他的反复强调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流行语。除了奔波于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和30多个国家的双边谈判桌前，龙把剩余的大部分精力放在给心存疑虑的中国官员和企业家讲解什么是WTO，WTO会给中国的各行各业带来什么。

　　“所以我爱人经常抱怨我说，你到家就没话了。”龙永图解释说，“因为每天都在不停地讲话，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再讲什么话，而且脑子还在想着谈判，在感情上也付出了很多，这是个事实。”在WTO这个维护各国公平贸易的体制框架下，中国正试图走得更远。11月6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10年内建成的消息传出，举世皆惊。虽然早在去年就有风声，但各方能在短短一年内达成如此重大的一致颇出众多国外观察家意料。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积极主动对启动WTO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极为有利，另一方面，在30年内，中国—东盟以自由贸易区旗舰的姿态，将超越欧盟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12月21日，在日本对中国三种农产品正式设限调查期限来临之际，中日两国经过多轮磋商终于就农产品贸易争端问题达成一致，根据双方达成的备忘录，日方决定不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启动正式保障措施，作为回应，中方也决定撤销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无线电话和空调加征100%特别关税的反报复措施。

　　尽管日本方面认为中国金额高达近3倍的报复是不公平的，不符合WTO规则，但他们并不希望打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场官司。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市场和生产力对日本太重要了，正如曾任中国市场总代表的丸红商社西田健一专务董事所说的:“在中国制造的照相机已占到世界市场60%的份额，空调拥占50%，手表、摩托车和电视都达到40%占有率的情况下，忽视中国是不可行的。”此前一天，日本松下电器在广州宣布了它野心勃勃的计划，将它在中国惟一的空调生产企业，由以生产小型空调的内需主导型向全球性战略基地转变，产量从2001年的47万台剧增到115万台，其中45万台订单出口以日本为主的海外市场。与此相应，松下·万宝(广州)空调器公司正式更名为广州松下空调器公司。

　　按照松下公司的统计，2001年中国市场的空调需求已经超过900万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调市场，2002年将突破1000万台，但松下空调不仅仅希望在中国市场吃到蛋糕。“我们打算把广州工厂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基地。”松下电器空调事业部部长木元哲告诉《三联生活周刊》，日本高昂的制造成本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市场对空调价格的要求。在今年780万台的日本市场中，松下空调卖出了130万台，占有率第一的位置被三菱电机所超越。

　　木元哲说:“我相信广州制造的松下空调，将帮助松下在日本市场赢得巨大的优势。”“我们要在中国打造第二个松下电器，”尽管来中国只有三个月，松下电器(中国)公司公关部长西康弘还是努力操着不流利的汉语说。松下幸之助开创的这家电器巨头已经在中国投资了40家企业，雇员超过3.5万人。

　　看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一个松下电器。它的重要竞争对手同样在忙于关闭在本土的工厂，索尼、东芝和三星都准备把生产设备全盘迁移到中国，以免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的冲击，差别只是一个时间先后问题。“丰田在中国的汽车事业今天才真正开始。”12月12日，中国正式入世第二天，丰田汽车中国事务所总代表服部说，尽管“有路就有丰田车”早已深入中国人心，但“过多的犹豫”使他们被大众和通用拉在了身后，随着柯斯达和天津丰田投产，“丰田在中国将以市场占有率10%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

　　“在这场赛跑中，先发优势是重要的，但加速度恐怕是最主要的。”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贾新光说。

　　赛跑的不仅仅是电器或汽车制造商。在很多方面，中国现在是全球化的向心力。每天都有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外国投资注入中国，在2000年，中国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500亿美元，2001年则预计将有两成多的增长。从11月1日德国拜耳公司董事长施奈德宣布将建立一个投资金额达31亿美元的化学产品与聚合物生产基地开始，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11月迎接了近百位世界著名企业的首脑，北京市市长刘淇最多一天曾与4位跨国公司董事长或总裁见面。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结构调整。搞计划经济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龙永图在参加西部论坛时告诉西部企业家们，要做好为外国人打工的准备。

　　其实不需要龙的提醒，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和成都等城市早就在展开吸引国外投资的竞赛。但是今年前10个月，离上海只有100公里的苏州市抢占了上海已经保持10年的领头羊地位，它获得了价值66亿美元的合同。

　　中国正式接受WTO条款之后，一个庞大的市场终于向国外竞争者打开，来自各个行业，从半导体到轿车，从传媒大亨到银行家，跨国公司正在打通通向中国之门的道路。中国同意打开的市场是1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不再有就地采购和国产化率的要求，“我们的成本将下降至少30%。”大众汽车中国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张绥新博士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获得的权利还包括自主销售，而不再由中国合资方垄断经销权。

　　更高兴的是在大门外逡巡太久的银行家们。花旗集团相信，随着中国个人收入的迅速提高，尤其在大城市和东南沿海，信用卡、住宅和汽车抵押贷款能获得比美国和香港更高的利润，而且业务增长将非常迅猛。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赢利计划。

　　正如龙永图们所希望看到的，与以往更看重中国市场不同，更多的产业投资商像松下那样，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新工业机器是永不停息的力量。美国和欧洲一直对中国制造的服装等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这一贸易障碍将要倒塌。按照龙永图与巴尔舍夫斯基和欧盟谈判代表拉米达成的协议，2005年后美国和欧洲将取消服装和鞋的配额限制。7年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将失去成千上万个服装业职位。即使是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地区也是如此，中国拥有更为熟练的工人，生产率和质量更高，况且，中国政府下了大力气修建的基础设施也将发挥作用，把产品运到关键的美国市场更为快捷。正在广东筹建多个婴儿服装加工厂的香港利丰贸易公司CEO冯国仑举例说，从中国南方到加利福尼亚的装运时间是14天，而从斯里兰卡需要30天。他计划关闭设在埃及、泰国、斯里兰卡以及洪都拉斯的工厂。世界银行说，到2005年，中国制造的服装在全球市场中将从20%提高到47%。

　　50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过。美国遭受的“9·11”袭击，让中国的市场也变得不稳定起来。“当我看到世贸大楼被撞塌的消息，我知道生产计划和销售遇到麻烦了。”制造掌上电脑的广东中山名人电脑公司总经理佘德发对记者说。名人掌上电脑的一个关键部件由美国一家公司供应，零部件的断档使得他们10月份的销售额下降了大约50%。

　　美国经济在2001年的衰退同样影响着中国。2000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0%，今年则业绩平平。但企业家们愿意在中国投下大赌注，这个国家20年来一直保持着7%以上的增长率。他们相信，中国加入WTO将带来经济的第二次跃进。多年来，人们不断在宣传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将要获得的财富，现在国内外更坚定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后劲十足。

　　“好像全世界的灯都灭了，只有中国还在闪烁。”同时还拥有世界上第三大打火机工厂的佘德发说。当大多数新兴市场对失去外资感到绝望的时候，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两成多，比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还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它几乎是惟一明智的选择。”供职于西门子中国公司的王传东说。

　　与几年前中国人还在保卫民族工业的大旗下惊呼“狼来了”不同，中国人对跨国公司越来越宽容和欣赏。可口可乐因为大肆收购中国饮料厂而广受诟病，但是当11月惟一跟可口可乐抗衡的中国品牌健力宝传出被外资收购的消息时，更多的人在问:一个曾经创造神话的企业更加国际化，难道不好吗？

　　“更多的投资肯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院莫荣博士说，由他主持完成的一份题为《WTO与中国就业状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加入WTO头10年每年全国能够净增加200万个工作岗位，最多的是纺织和服装业，10年会增加500万个就业机会。其次是远洋运输业，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加入WTO的前5年，中国占世界贸易量将由目前的4.5%升至6.2%，用人需求将成倍增长。更有希望的是第三产业。“因为第三产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从业人员就增加1000万，10年估计我们有可能增加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亿个就业机会。”莫荣强调，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仅占全社会就业人员27%左右，远远低于国外60%～80%的比重，因此弹性很大。

　　“WTO使整个国家被机会照亮了。”魏海潮说。他辞掉了记者工作进入外资的伟达公关公司，现在上海合伙开办一家公关公司，每年一届的上海喜力网球公开赛是他的主要业务。他说:“中国入世后将出现新一轮的人才流动潮，尤其对企业高级人才的争夺将非常激烈。”在北京大学，报考MBA的人不但在时间上比去年提前，而且人数也成倍增加。

　　业绩的强劲增长使得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培育优秀职业经理人最快的地方。有具体的数字依据显示，仅按市场成长对经理人的升迁影响计算，中国要快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比欧美地区快一年左右。

　　世贸组织批准中国入世的消息传来时，天安门广场没有像申奥成功和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那样出现燃放礼花的庆祝场面，但中国正在快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普遍对加入WTO报以掌声。像国外大城市一样，很多中国白领已经学会花钱如流水。对于他们，WTO既意味着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消费选择:用贷款购买的高档住宅，售价降低30%左右的轿车，更多的好莱坞大片，更多的国外旅游，以及比原来售价便宜得多的美国新奇士柑橘，美国小麦做的面包，美国的牛肉，加州的西梅，以及新西兰的奇异果。

　　“WTO将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魏海潮总结道。

　　一场永不回头的变革运动

　　当然，这个美丽的故事也有黯淡的一面。中国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进步以及对世界的承诺，也表现在未知的陷阱上，这一点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可能将要经历巨大的经济动荡。如何处理没有竞争力的农业和庞大的国有企业——现在仍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将成为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被抛入失业大军的行列。当许多中国人正在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也有许多人跌入贫穷。因此，随着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至少是相对贫困的加剧，不安的情绪在外国投资者通常看不到的地区肯定会加剧。

　　虽然在过去3年里已经有数千万工人下岗，为了对付汹涌而来的进口商品，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可能削减2500万个工作岗位。即使对13亿人口的大国，2500万也是一个大数目。与此同时，每年还有另外1200万城市青年加入劳动力市场。

　　在今年上半年，朱总理对清华学生发表讲演时，问了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能去哪儿呢？”“结构性失业将加剧。”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莫荣博士指出，虽然城市总的职位将增加，但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将不可避免陷入裁员甚至破产的困境。根据他和同事们的报告，最惨重的是有100多万职工的汽车制造业，一半人面临下岗，钢铁和石化行业的比例分别是30%和20%，即使是发展前途光明的电信行业，也至少有10%到20%的职工失业。“这些失业者要再就业需要经过培训，这并不容易，”莫荣承认。

　　让莫荣感到严重的是中国目前的就业弹性很低。80年代就业弹性还有0.3，90年代以来只有0.1。“也就是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0.1%的就业机会。”莫荣说，“本来就业率就比较低迷，100个人只有60到70个岗位，现在青年失业的问题已经开始严重了，劳动力市场上70%还是35岁以下的。”在农村，情况可能更糟。“人人都说WTO对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英文杂志《亚洲公司》的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夏颖的话说，“但对农业来说，挑战是真的，机遇基本上看不到。”在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中国必须在2003年底将农产品进口关税降到17.5%，重点农产品降到14%，中国还承诺取消对美国7个州的TCK小麦出口禁令，答应每年从美国进口2000多万吨粮食，其中小麦进口配额730万吨，并放开美国6000多家肉类加工厂的出口。由于中国的小麦、大米、棉花等皆属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业产品，生产率非常低，成本却非常高，农业产业化缓慢，即使不考虑品质问题，农产品价格也要高于国际市场天花板价格20%到70%，根本无法抗衡机械化大生产的美国农产品。参加多哈会议的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透露，到2005年，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将使美国农业出口每年递增20亿美元——意味着4倍于目前对华出口的水平，相当于美国农业出口总额的4%。德意志银行驻香港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预测，在今后10年里，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可能等于今天世界总需求量的6%。

　　这正是在所有WTO协议中最受争议的内容。“从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规模，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低至每种一亩小麦要亏损70元的水平，使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对WTO批评最激烈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者韩德强向记者强调，目前，中国农业地区普通农民的年人均收入700元左右，生活十分艰难，“如果加入WTO后履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则农民收入还将继续下降，大量农村土地将被荒芜，农村人口将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人口”。

　　“730万吨其实是毫无意义的。”面对诘难，龙永图辩护说，“其实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量只是理论上的市场准入机会，不是一定要履行的实际采购义务，不是市场份额。”他解释说，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所谓现行市场准入机会应定义为允许在一定时间内进口的数量，无论这个数量是否进口，“所以这个配额量可以进口，也可以不进口，需要就进口，不需要就不进口。另外，我们还争取到了8.5%的农业补贴，这相当于1700亿人民币。”“每次和外国人谈判我们农业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龙永图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农村人是多么的苦，我住过农民的家，我知道他们的那种状态。如果他们所要求的事情伤害了我们那些最穷苦人的利益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这些最穷苦者。“美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提出了一条，就是粮食贸易要逐步私营化。”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莫荣博士警告说，过去粮食进出口由国营企业控制，这种国家专营可以控制进口，“但贸易专营三年就要开放，追求价格差的私营企业国家没有任何办法管制。”“而且，如果国家真不进口的话，你也得说出原因来，否则就是贸易保护设置壁垒。”莫荣补充道，“别的国家可以告你。”如果进口替代和粮价下降真的不可避免的话，9亿中国农民将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双重压力。按照莫荣的预测，同比减少的就业机会大约为1000万个，同时每年又会有860万人加入劳动力行列。而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透露，自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比上年下降了4.3、0.3、0.5和1.7个百分点。“受冲击最大的将是那些主要的商品粮基地——黄淮海平原和东北平原的农民。”张红宇说，“而他们恰好是收入最低的。”“对于广大的中下层农民来讲，这种真实感不是那么强烈。”张红宇和莫荣都承认，但确确实实，加入WTO以后，“对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阻止这个问题恶化的一个办法是，大力发展城市项目，但是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东南沿海，已经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对于这些过多的涌入者，城市的面孔并不友好。一位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大城市已经太大了。”中国政府原本希望小城镇里的乡镇企业能吸纳尽可能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粗放的乡镇工业已经江河不再，农业部提供的数字显示，1997到2000年，乡镇企业回吐了至少800万农民工。

　　“即使有1700亿的补贴，也是远远不够的，面对WTO，可行的办法是改变整个国家的农业区域布局。”张红宇的说法是东部主要发展出口型农业，西部重点是退耕还草还林，发展畜牧业，把主要粮食产业集中在中部地区，“把我们的补贴也集中在中部地区”。

　　“这是比较聪明的办法，但过程恐怕是比较漫长的。”对张红宇的建议，莫荣评价道，不管是水土保持，还是说服农民学习畜牧技术，都不是三五年的事，“问题是，冲击可能一年内就要降临。”不管承认与否，WTO并非对每个中国人都是好消息。但龙永图指出:“只要中国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市场竞争必然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比如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增加，入世只是使这个进程加快了而已。”从1999年中美达成双边协议以来，尽管一直没有公布谈判细节，龙永图也不断督促企业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并正确认识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付出的而且是应该付出来的代价。他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如汽车工厂可能会倒闭，我们也希望它倒闭，因为它没有竞争能力。”大规模、大范围、大强度，而且齐头并举的开放，无论多么未雨绸缪，都类似于一场不宣而战的“休克”疗法。“这一关必须要过。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够。”龙永图说过的最能代表他理念的话可能是这句，“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作为学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可以在《自由选择》中不容置疑地写道:“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比完全的自由贸易更能促进国内和国外的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说，我们信仰自由并打算付诸实践。”但对官员龙永图和他所代表的入世进行任何简单评价都是困难的。尽管龙永图一再地使用“双赢”，但在利益越来越多元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即使我们承认入世不是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即使中国的GDP、人均收入和政治经济现代化都能从中受益，总是会有相当多的个体，艰难的生活在未来10年将变得更为艰难。龙永图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赞美，而被另一些人愤怒地指责。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用决绝的手段，以多数人的利益覆盖少数人的利益，为了长期利益而宁肯牺牲短期利益。从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到今天中国历尽千辛，希望融入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条被选定的道路不管多么崎岖，都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龙永图的名字恰当地表达了这种象征:龙，代表中国，永图，就是永远努力——无论是15年艰难的入世长跑，还是今后更为漫长而复杂的现代化梦想。

　　主笔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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