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了达到WTO的标准和要求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中，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是关键而醒目的一项。在本刊的长期追踪下，国家税务总局一位负责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应被访者要求，本刊隐去其真实姓名。

　　最大问题：对内资歧视

　　记者：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与WTO要求中国的税制结构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负责人：WTO规则对于一国税制的要求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不能对外商歧视。在20多年的市场开放过程中，惟独税收与其它方面的情况很不同———税收方面是一直优惠外资的。现在税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外资歧视，而是对内资歧视。

　　中国关于WTO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取消和降低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入世后外资市场的自由权肯定比现在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优惠外商，外资企业可能享有市场开放和税收优惠的双重优惠，而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则变成了税收和市场的双重负担。

　　我们的税制基本上是符合WTO要求的。外方对我们给出的税收优惠从不拒绝，问题是我们自己要不要继续实行这套政策。中国加入WTO的目的毕竟不是让外资打垮本国企业。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企业轻装前进。

　　分税制出现问题

　　记者：为什么目前的税改涉及几乎所有方面呢？

　　负责人：随着经济的发展，1994年税制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经济环境了。当年财税改革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除了承包制，建立了分税制。以前中央与地方的预算关系是一种非市场化的、计划经济色彩很重的承包制，结果各省苦乐不均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央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中央可以掌握的每年税收增量只有二三十个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相当弱。

　　记者：现在看来，分税制也有些问题吧？

　　负责人：是有些问题，但是表现形式与当时不同。目前是中央有钱，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的预算情况非常糟糕。但现在对分税制改革的迫切性没有1994年那样严重，大改的必要性不充分。

　　有可能减税吗？

　　记者：您如何看美国布什政府推行的大规模减税计划？

　　负责人：经济紧缩之后，要想刺激经济的发展，无非是依靠发行国债等扩大需求方面的政策，以及减税等扩大供给方面的政策。吴敬琏先生提出只通过发行国债等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是不完整的，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解决紧缩问题。这个政策主张，我比较赞同，因为发债只是扩大了总需求，达不到调整需求结构的效果，同时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没有发挥。我认为在中国通过减税等供给方面的手段来拉动经济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法定税赋与其它国家相比是偏高的。

　　记者：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的减税空间不大”，您认为呢？

　　负责人：去年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4%，总额达到1.2万亿元还多，但支出仍觉得特别紧，把总体税收降下来是不现实的，国民经济的运行会受到影响；但是从税制结构上说，应该有增有减。计划中的增值税转型和所得税“两法合并”都是减税。

　　个税征管最差

　　记者：个人所得税将如何改革？

　　负责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监管最差的一个税种，因为在中国现金使用的范围广、频率高，信用制度也不健全，税源难以监控。我们正在实施与银行联网，已经搞了一个全国范围的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人记录等。

　　现在很多专家主张将个人所得税从分项征收向综合征收转变，但综合征收也并非灵丹妙药。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一次分配的渠道过于混乱，没有人知道这个纳税人到底挣了多少钱。我们当然希望能搞成美国那种金融实名制，实行社会保险账号管理，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现在想将个人所得税一部分改为综合征收，一部分还保留着分项征收。如果是综合征收，一定是累进税率。

　　遗产税适时开征

　　负责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需要开征遗产税，以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再调节作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也需要开征赠与税，防止纳税人通过赠与行为进行避税。但目前由于财产法规不健全，居民财产关系不明确，开征遗产税后税收管理难度太大，所以遗产税要适时开征。

　　目前社保费全国已经有17个省由税务局代征了。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时机，目前重点需要解决的是社会保障立法、个人账户做实、地区间保障基金的调节、历史空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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