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公司将发生三种变化：

　　竞争更激烈、老板的挑战更大、更高的淘汰率和更高的成长性

　　文/周其仁

　　至少两年之前，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贸达成协定之际，“入世”就成为大势所趋。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时间问题”居然也问题了两年。在将入未入的悬念下，研讨WTO的潮流应运而生，涉及世贸协定的讲演、论坛、讨论和培训，在一些地方几乎无日不有。

　　我可不是什么“WTO专家”。只是因为前几年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涉及电信产业的垄断、管制与市场开放，总有机会被人问到世贸协议的影响。我的印象里，不少“问题”——什么狼来啦之类——是不需要回答的。有人要发挥一下情绪，“讨论”就免了吧。我也遇到过一些好的问题。有人问：我们的政府究竟与别人签了什么条款？——那时双边和多边协议都没有政府公布的中文版本，只有声称在谈判中占了便宜的美国政府公布的英文文本。有人问：政府间协定与市场风险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问：我们究竟有什么机会？

　　没有例外，问题问得“实”的，不是企业老总，就是老总派来的能员干将。我知道，这是“存在决定的问题”了。古人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是错不了的。要是秋江水冷呢？当然也是鸭先知。《中国企业家》此次隆重其事，要做“世贸协定后中国企业重新估值”的文章，想必是依仗了搏击市场潮流的企业家们对水温、水势变化的感知，多少有把握赌一把关于未来的判断吧。

　　估值未来的困难

　　判断未来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在经济增长的环境面临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很难找到什么事情比预言未来还要危险。“不幸”的是，中国入世恰恰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纪大变局的开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非要拿估值未来这件事情下注，怎么不是险上加险？

　　让我指出与世贸协定有关估值的两项主要困难。第一，世贸协议作为政府间协定，决定的是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而要从游戏规则的变化来推断未来商场公司竞争的胜负，中间至少还隔着两个重要的环节：(1)各方对手对于新规则的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和潜力；(2)在新规则下还有哪些过去未上场的对手将要上场。所以，直接由规则改变来推测比赛结局，困难重重。这好比问，倘若篮球架统统升高一米、足球场一律扩大一倍，你“估计”世界篮球、足球比赛的排名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第二，已经签定的协议是一回事，怎样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经当面听政府的一位贸易谈判代表对国内的一些行业“做工作”：党章关于党员的标准还不是很严格，但是已经入党的也做不到时时处处符合标准嘛！我理解他的苦衷，因为当时离开大使馆被炸事件不久，中国要不要入世重新成为问题，谈判代表的压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讲的是实情，任何字面协议无论写得多么清楚，执行起来在细节方面总还留有余地。英谚早就说的精彩：魔鬼向来喜欢躲在细节当中。

　　没有哪一位专家指出，为什么世贸协议要由各国政府来签定，而不是由各国的公司来签。我的看法，世贸协定限制的是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要是由公司来签，那还不成了公司叫板政府的造反纲领？政府来签定约束各自行政权力的协定，本身就承诺政府要加以执行的。倘若政府签署了协定而不执行，“国际形象”就没有了。这在开放的环境里，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实在是一个大国，大国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以及数之不尽的“半政府”。方方面面硬是要搭“政府声誉”的“便车”，怎么办？

　　根据我国的情况，我认为比较可靠的判断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开放方针明确而坚决，中国走向全面履行世贸协议的大势不可阻挡。但是，由此认定凡是字面上写下的就一定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全面被执行，就未免天真得离谱了。麻烦在于，我的这个“但是”，对于我们要估计世贸对公司的影响至关重大。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公司是笼统地“生活在中国”的。他们都生活在中国之内的一个个“小环境”里。在那里，究竟什么因素——履约、“对付”、还是背道而驰——居于主导地位，变数可就太多了。说天上地下可能夸大其词，但是南辕北辙，则是完全可能的。

　　把上述两项困难加以合并，我知道要重新估计入世以后企业的“未来价值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殊为不易。退而求其次吧，我只能对入世之后中国公司可能的状况提供如下三点粗略的判断。容我交代一下，“粗略估计”的本事是从张五常先生那里学来的，无非是要以“粗略的对”，来避免“精确的错”。

　　竞争激烈更上层楼

　　第一项粗略的判断，是入世之后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更上层楼。对于这项估计，大家一般都是同意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任何产业只要开放市场，基于价格和产品服务品质的竞争就一定比较激烈。市场中人都知道，要在开放的市场上靠创新、实力和策略成功地建立遏制对手进入的壁垒，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某种市场垄断地位，谈何容易。入世之后，将开放许多新的原先行政垄断的产业，市场机会增加；但是国际大公司可以长趋直入，市场竞争对手也增加。合并起来，未来的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应该不会大错。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把未来竞争的激烈程度低估了。以许多早就开放的产业为例，好几位老总说，我们不怕，因为早就经历了国际对手竞争的洗礼。不怕是对的，已经经受市场洗礼也是对的，因为对于已经市场开放的行业，中国公司早就在市场上“见识”过国际一流的对手。这与入世后才刚刚开放的产业部门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以为他们还是看漏了一点：入世前后，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后勤”条件将大有不同。什么叫“战略后勤”？那就是公司进入特定产品(服务)市场竞争的金融支持、信息支持和物流支持。军事专家讲，现代战争百分之七十是打后勤。现代的商战，何尝不是如此！入世之前，中国的开放基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相继开放的基本还限于制造业，而政府依然控制着金融、通信、资讯、大批发和物流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在那样的条件下，国际知名公司参与中国的市场竞争，其“战略后勤”只好放在境外，打起仗来未免不那么顺手。

　　入世以后，中国政府当然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国民经济命脉。但是有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变不开放为“控制下开放”。在新的条件下，国际大公司的“战略后勤”一定会“前移”，甚至和中国本土的金融服务、通信和资讯服务、物流和营销网络服务交融一片。那样的话，其竞争能力将大有不同。这一点，中国的老总们要好生记得。你拿起一本世贸协定，光看本行业的开放条款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翻阅全部条款，用“战略后勤”的概念重新估计风险和机会，也重新估计对手和你自己。

　　老总的麻烦比较大

　　我的第二个粗略判断是，入世以后，老板的麻烦要比公司员工、以及所有后备员工来得大。是的，这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代。消费者增加了真实购买力和选择，欢迎中国入世是显然的。由于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那些关于入世有违民意——其实是有违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胡说，向来不值得认真驳斥。从供应方面来看，因为市场竞争将更上层楼，大家要“紧张”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老板们面临的麻烦比起其他人来，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这个认识与许多人的不一样。据说有专家系统“计量”出一个惊人的结果：入世后中国将增加失业人数千万人！如果这样的“科学”使我们的老板们感到安慰——毕竟在失业增加的同时也会增加“提供就业机会的”老板们的“分量”——那么他们一定要上当。我认为，入世后可能大大增加的，不是失业，而是“转业”。一字之差，当老总的可要辛苦啦。

　　容我略作点说明吧。跨国公司来到东道国，形势所迫，早晚要完成“本土化”，这是普遍被经验证明的了。我曾经见过一批台湾商界精英，个个都是炎黄子孙，国语都讲得很标准，但是拿出名片来，一多半是国际公司的。大陆这里何尝不是这样？去年我到郑州为河南移动讲课，提到诺基亚几句，大家笑了，原来诺基亚公司的几位也在座。交谈下来，知道她们很专业、也很敬业。不过，她们没有一个是从芬兰派来的，全部是中国人。

　　是的，国际公司用人的本土化，比人们想象的速度要快！除了到北大、清华这些高校招聘新血，他们最热衷的，就是到中国公司来“挖角”。形势很清楚，举凡中国本土公司里具有本土市场能力、职业经验、特别技能的员工，其人力资产的市值在入世以后要大大看涨。“跳槽”纵然不一定蔚然成风，也一定会显著增加。如果过去若干年来，是传统的国有机构(包括政府)为民营企业和其他新兴企业“培训”人才，那么今后若干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才供应商”将层出不穷。越是好公司，越难以“幸免于难”。

　　着急的还不是老板？半年前，一家颇有声名的私人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要求讨论“职业经理人对公司的忠诚问题”。原来这位老板先后聘任的几位“总裁”都“跑”了，有的还特别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一时间，专家们纷纷进言，如何使职业经理人“遵守规则”，甚至要立法制裁经理市场里的“不道德行为”。我当时讲了一些不入调的话，其中一句是，无论老板们多么不喜欢职业经理的跳槽，这种流动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入世以后，我怕我的预言不幸要成真。

　　更高的淘汰率与更快的成长性

　　观察表明，我国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寿命”往往不长。商海竞争当中，各领风骚三、五载的事情多有所在。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研究和报道中，如何保护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如何好自为之的，是两个“永恒”的题目。我也认为这两个题目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我国一般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的比率，还是过低了。可以支持我的判断的不是什么企业关门的统计数，而是那么多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的公司，怎么还都“活着”？别的不说，你看满大街食物乏善可陈、服务低劣、门可罗雀的饭馆，为什么硬是就不关张呢？

　　比较可靠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行政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优难胜、劣不汰”。是的，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世瞩目，但是普通人享受的生活品质，与收入数量的增加不成比例。在这件事实上，我向来以为大有商机。而要拿下这个大商机，成百成千成万地淘汰劣质公司——首先是淘汰劣质老板，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吧。既然世贸协定的锋芒所指，正是各国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保护。那么，哪怕世贸协议只是大致上被执行，我国公司的“死亡率”在入世后一定有所上升。这是我可以拿得出来的第三点粗略估计。

　　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张是好事，关门是坏事。还有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开关关的，是一种“浪费”。他们大错特错了。我的看法，市场里的公司无论是生是死，红白喜事，都是喜事。企业开关之间，损失是有的。但是一个市场体制要是不支付及时淘汰劣势企业的成本，损失就会更大。不妨看看传统的国有企业，倒是没有经常性的淘汰“浪费”。结果是——除开历史上大动干戈的关停并转不谈——“不死的公司”病人膏肓、危如累卵，想“死”也不能利落。我们也不妨看看日本，当年以“终生雇佣制”傲人的日本大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不要以为企业死了，企业里的要素也会跟着“死”。那是没有的事。实际的情形是，劣势公司死了，里边的生产要素就被解放出来，重新回到要素市场上“待价而沽”。是的，损失是必定有的——所有的专用资产要折价清理，而要素被重新组合到新的公司去要花费交易成本。但是，舍不得支付这些代价，哪里会有什么“经济结构调整”，哪里会有什么“产业升级”，哪里会有中国人随收入水准的提高而显著提高生活品质！

　　这是令不少老板胆寒的钱币的一面。在另外一面，无论中外的好公司，今后有机会胃口大开！因此我的第三判断还有“乐观的”下半部分：入世以后在中国市场上的好公司，会有更高的成长率。同过去20年相比——在那个时代不少中国公司的成长性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记录——未来的10年、20年，即便把所有折扣打在里面，我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到成长性最好的公司。

　　让我定义一下所谓“成长性最好”的确切意思。那是说，不但成长率高，而且公司总规模会迅速达到“天王巨星”的量级。麻省理工学院的瑟罗(Lester Thurow)在他的一本新书里指出，当今美国25家最大的公司，其中至少有8家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而欧洲最大的25家，全部是早在1960年就存在的老公司。在最大的美国公司当中，至少有8家仅仅在10年之内就把销售额做到100亿美元之上。这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迅速成长的大公司。

　　好吧，让我们来赌一下未来的中国吧。我以为——也是把种种折扣考虑在内——入世后的中国将更像美国的公司成长模式，而不像欧洲的、或者日本的。未来十年，是成长一批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中国大公司的最佳时机。为了表明我打赌的认真，我还愿意把政府用看得见之手“组织”的公司悉数划去——以今天中国的国力来看，只要魄力够，组合几家国际级的大公司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靠画圈画出来的“航空母舰”，恐怕作不得数。我认定，就在这批1980年还根本不存在的公司里边，比如联想、华为、海尔、万科、万向、希望等等，可望产生世界级的巨星公司。

　　当然，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无比重要。不过，要是中小企业老是中小企业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吧。这也是瑟罗教授讲过的，我借了来作为这篇评论的结尾。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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