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由联合国计划署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国家外经贸部主办的2001中国经济学家论坛暨“2002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取向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专家们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适当推迟，但也提醒人们注意，财政风险正在积累；财政投资资金使用方向必须调整，要更侧重于技改、西部发展和地方经济。本网选择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撮录如下：

　　一、刘国光(中国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教授)：减税直接启动民间需求

　　目前应考虑采取减税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作为“2002年中国经济预测报告”课题主要负责人，刘国光教授认为，减税应作为财政政策内容调整的主要内容。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工作中，除了继续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政府投资和其他方面的支出以外，还可以充实实施其他财政政策内容。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四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00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三倍。即使扣除近年来，税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打击走私和加强征管的因素，我们的税收增长速度也是相对颇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采取减税的办法，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减税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用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减税应与税制调整和税制改革结合起来。减税是目前各主要国家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较为普遍的财政政策之一，也适合目前我国的国情。这样做，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的负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刺激和启动非政府投资，带动最终需求，同时还可以为税制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如果从结构性减税入手，对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是有利的。

　　刘教授认为，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不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刘国光教授认为，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应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刘国光教授强调，降低税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其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的效果，则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二、贾康(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目前减税总体空间不大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三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较弱，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致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

　　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的很大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任务指标转为像GDP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房地产方面有关税率降低、高新技术领域的税收优惠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国家还在支持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规定。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我国加大清理税外收费、取消“三乱”，实际上也起到了与减税等价的效应。下一阶段如推出增值税的转型，将更是一次较大力度的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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