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中国经济将是审慎的“一枝独秀”

　　看纷扰中的2001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寻找出四大特点，一是前高后低，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一路滑坡，全年经济增长将在7.4%左右；二是负重前行，即中国经济承受着世界经济增长失速的沉重压力；三是热点稀疏，国有企业随时可能在脱困后陷入重新亏损的痛苦，硕果仅存的热点仅有房地产热和外资热；四是紧缩阴影日浓，宏观经济随时面临重新跌落到通 货紧缩中的威胁。

　　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多少是决策者的先见之明、经济运行的相对独立和惯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幸运之果，且难以持续。所谓“一枝独秀”，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国经济增长在前三个季度分别为8.1%、7.9%和7.6%，和陷入困境的美、欧、日相比还算不错，但即使和中国2000年同期相比，也是有所不如，中国经济增速在滑落中而非加速中。

　　从外资外贸看，2001年前10个月，我国利用外资出现增长，其中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增长了17.5%、26.8%和18.6%，但我更愿意冷静地将这种“外资热”视为“恢复性增长”，而不是进入引资新阶段，难道2001年的中国较之1998年～2000年的中国在吸引外资的法律框架、引资方式和硬件环境有了长足改进吗？估计全年外贸出口增长难以逾越6%。外资和外贸一冷一热，使得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对外需寄托过高期望。

　　从国内投资和消费看，1～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0.1%和17.4%，与上年同期相比，加快0.2和4.8个百分点，但不和谐音符也隐约可闻。关于投资，2001年7月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速已难再提高且有所滑坡，预计今年全年增长幅度在14%左右；关于消费，则更无理由充分乐观，我们不难看到2001年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储蓄大幅度增加，估计全年新增储蓄可能接近万亿元，没有收入增长支撑和储蓄重受青睐说明“消费增长”只能是无本之木，并最终使消费缓缓回落，2001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大致将维持在10%或稍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可能仅在0.9%。消费难觅热点，紧缩阴影驱之不散。

　　2001年经济运行中的亮点，除了乐观预期和外资之外，可欣慰的恐怕只有“房地产热”，1～10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1.2%，其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37.5%，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贡献高达6.5个百分点。综上所述，2001年中国GDP增长将为7.4%。

　　200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看2002年的中国经济，大致可以预期其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将先抑后扬，全年经济增长在7%左右；二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弱势反弹可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外部“时间之窗”，应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三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减少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内部“时间之窗”，应是推进关键性体制改革的良机。中国经济即将遭遇12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此我们不妨观察一下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态势。首先从外部环境看，2002年世界经济的弱势反弹有可能给我国带来“时间之窗。”明年年中距离2000年下半年已两年，从统计意义上来看，美国经济会连续八个季度连续下滑而毫无反弹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尽管美国参议院最近否决了政府的一项经济复兴方案，但战后空前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基本健康的经济基本面仍足以逐步走出一波反弹。美国经济的内伤是私人部门预期的恶化以及信心的备受打击上。信心是个心病，在明年年中差不多可以逐步稳定下来。

　　而世界经济的弱势反弹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可能对GDP增速不产生实质影响。经验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的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约有半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这波反弹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中国时，可能已是2002年的岁末，难以对2002年的经济增长雪中送炭。但无疑，200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格局比上半年更糟糕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这样的反弹大致可以看成是漫天阴霾中云雨渐收的“时间之窗”，可能到境外发债的政府和等待到境外上市的企业应利用这一窗口，及时做出安排。

　　其次从涉外经济来看，2002年的中国将呈现较为明显的“先抑后扬”态势。利用外资方面，2002年中国的引资环境可能发生一些实质改变，其中包括因入世而进行的法规清理、引导外资进入除FDI以外的兼并和投资领域、风险投资和证券投资领域等。如此，外资流入可能和2001年一样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出口贸易方面，2001年我国出口增长可能在6%以下，2002年初我国出口态势仍然非常艰险。但应该看到一系列足以促成2002年出口逐步回升的利好因素，一是中国入世可能给我国出口以刺激；二是外经贸部2001年下半年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措施，包括退税和扩大外贸自主权等均可能逐渐显现效果；三是2001年逐步回落的出口增速使得2002年出口的同比逐步回升相对容易。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对外资外贸产生关键性冲击。人民银行在其200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可能贬值5%～10%，笔者的理解是该判断有三个隐含前提，一是2002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不会有实质改变，人民币仍然将盯住美元并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将不会积极干预外汇市场；三是央行判断美元在短期内有可能贬值5%～10%，作为静观其变的结果，人民币才可能在2002年贬值5%～10%，这样的走势无疑将构成我国外资外贸的“强心针”，如果上述态势成为事实，则乐观预期2002年中国利用出口可能较之2001年增长12%左右，但无论外部需求如何变动，鉴于9成以上的GDP增长贡献源自内需，故外部环境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都会相对较小。

　　再有就是2002年中国国际收支恶化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种种关于2002年中国贸易顺差会消失的忧虑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一是我国进出口存在不对称性，出口受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政府对进口的调控能力却相对较强；二是2001年中国外贸的严峻形势以及贸易顺差的减少必然使政府基于不乐观的预期事先压缩2002年的进口增长，因此2002年中国国际收支仍然将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唯一令人瞩目的是国际储备，现在人们关注的并非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而忧虑到底我们要堆积多高的储备规模时才罢手。其实储备如此之多丝毫不奇怪，2001年下半年有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一是储备超2000亿美元后政府调整了外债口径，使外债达到1700多亿美元；二是储备超2000亿美元后戴相龙行长重新披露了银行不良资产，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从1.3万亿上升到了1.8万亿，储备在作为某种“信心游戏”的“定心丸”时，仍然有可能顽强地上升。

　　最后从国内需求和投资看，200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推进关键性体制改革的“时间之窗”。投资方面，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的旧调，可以列举的因素大致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入世概念和2008奥运概念、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这些调控措施，很难再度创出什么新意来，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致维持在14%～15%的平台而已。

　　消费方面，同样已是难有重大举措。因此2002年消费增长较之2001年只能是稳中滑落，维持在10%左右的水准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出：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陷入到12年来最困难的关隘之中。

　　为什么说2002年及其后可能是中国推进关键性体制改革的“时间之窗”？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方面不可谓不花心思，但种种良苦用心仅仅能勉力维持经济增长而已。2002年度货币财政政策方面更能祭出哪些招数？货币政策方面可能是人民币的降息，应该看到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02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仅有0.5个百分点，其效果更多的是“宣告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即中央银行通过做出试图要降息的姿态来激励内需，此举大概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财政政策方面可能是各省、直辖市之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试点，但中央和各省的财权分立必然牵涉到事权界定，这将是件极其棘手、考验改革者自身勇气的重大改革。坦率地说，无论我们如何在宏观政策上殚精竭虑，中国经济增长“七上八下”的怪圈似乎始终难以打破。

　　如此看来，内需不振恰恰是政府过度管制的恶果，中国经济要迎来新一论增长，等待“中国奇迹”而非12年后再度徘徊不前的尴尬，恐怕在于无法回避的关键性体制改革，没有任何一种渐进性体制改革，可以永远不触及旧体制的致命伤疤。而200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恰恰是排除了内外部环境重大不确定因素的窗口，是排除了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或陡然疲弱的窗口，因此，12年来中国经济最严峻的日子，实际上是等待政府和私人部门走出关键一步的“时间之窗”，重新点亮改革之火的日子。

　　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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