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忘记希望工程宣传画中那双大眼睛，眼睛里对知识的渴求和期盼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有无数的贫困儿童得以重返校园，继续他们的梦想之旅。其实，就在这无数双渴望的眼睛背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遗忘，他们就是那些乡村教师，一群造梦的人。在一个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正是因为他们，知识的火种才得以延续。不久前，记者来到了四川东部的一个山区，去近距离地接触这些造梦的人。

　　见到刘高仕的时候，他正在给二年级的孩子们上数学课。他任教的这座学校叫金钟村小学，位于四川省广安市的大山里。学校现有两百名学生，担负着两千人口的金钟村的基础教育工作。在课间休息时，记者与刘高仕闲聊，虽然在山村里当老师很辛苦，但他现在很满足，满足的主要原因，是以前时断时续的教师工资，这一两年来每月都能足额准时地领到。他说：“像我现在转为公办教师以后，工资像我们同时参加工作的现在要拿到600多元，我现在才400多元。”最近两年，到每月30日他都拿着卡去拿钱，没有欠过。

　　金钟村是贫困乡里的贫困村，山多地少，农民绝大部分收入是依靠山里一块块的水稻田。因土地面积小，耕作精细，山里人戏称为“绣花田”。全村年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今年37岁的刘高仕，几年前因教师工资太低，太不稳定，而萌生过外出打工的念头。但1999年市政府公开发文，要求力保教师工资足额发放之后，刘高仁又留了下来。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稳住了刘高仁的心，也稳住了全广安市3.4万名教师的心。但川东大山里的广安市也是一个贫困市，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力保教师收入的呢？

　　第一次见到邓剑的时候，他正在开会，力保教师工资足额发放的文件，就是他签署的。作为广安市市长，谈起这件事情，邓剑只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说：“不仅仅是3万多教师的稳定，涉及在校学生是70多万，那就涉及到70多万学生的稳定。那么70多万的学生就涉及到100多万的家长，如果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和亲友涉及到几百万人。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投入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一个老师的工资问题。”

　　广安市共有450万人口，去年的财政收入为4.3亿元，领取财政工资的有7.7万人，其中3.4万人为教师，这其中象刘高仕这样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有3.3万。去年教师工资一项市财政就投入了2.4亿元，花去了总财政收入的一半。原本花大力气稳定了教师队伍，缓解了教育工作上的压力，但市教育局计财科的一份报告，却在年底让市政府班子感到了不安。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10月底已经改造危房有9.5万平方米，投资3540万元，预计到年底要改造11.4万平方米(危房)，需要投资5420万元。但是现在通过各级政府、各教育部门、学校的多方筹集，还要差缺口2000万元。

　　这次广安市教学房屋危改点遍及全市五个县市。60年代修建的金钟村小学也在其中。这一消息在去年底就让刘高仕兴奋不已，因为与它相隔2公里外的村中心小学，几年前刚刚危改完。刘高仕告诉记者，他做梦都想在高大明亮的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但他也清楚，这一愿望今年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去年申请购买教学设备的钱至今还没有到位，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的风琴依旧破烂地放在办公室里。对于学校盖新楼，他现在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

　　而此时此刻的市政府会议室里，市政府的官员们正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按照市长邓剑的意思，市财政局和教育局的负责人要在会上拿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来。邓剑说：“一些村小学校舍困难甚至有危房的还必须加速改造，这是一条三八线。”市财政局副局长说：“全市的总人口是接近450万，财政供养人口近8万人，客观上讲我们的财政就是一个吃饭财政，保吃饭都十分困难的一个财政。”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说：“我的建议就是财政保吃饭，学杂费主要保运转，教育税费和国家给予的政策口子主要保发展，从这三个层次来看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会议散了以后，邓剑把财政局副局长单独留了下来，力图用年底市财政增收的部分来弥补教育危房改造资金的缺口。

　　解决教育危房改造资金的缺口的办法，最终也没能商讨出结果。当地财政捉襟见肘的原因，在广安市的财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原本广安市的主体财政收入来自于国家布署在广安市境内的十户大军工企业，后因调整，企业整体搬迁了。过去年总产量为600万吨的小煤矿，也因国家政策关停了一大部分，只剩下了200万吨。工业财源日益减少，新的财政增收点又尚在培育之中，财政支出又逐年在加大，导致了全市财政资金的紧张。

　　邓剑对记者说：“教育投入的重心在农村，而财力最薄弱最困难的也在农村，而财源要培育很困难的还是在农村，你要靠我们农村的乡镇自身来解决，可以说它已经基本不完全具备这种自我解决的能力，只得靠上级给予它的倾斜和支持，而上级市县这一块它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困难的，正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西部经济发展较后的，教育比重比较大的农村这一块，我们还希望国家继续给予倾斜支持和帮助。”

　　此时金钟村小学的刘老师也处在紧张之中。期中考试过后，下半个学年里，他必须对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完成家访工作，以便摸清家长的想法，防止明年开学时学校里出现孩子辍学的事情。

　　对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基础教育工作，刘高仕记不清任教17年来，他送走了多少村里的孩子。他最大的忧虑是贫困家庭孩子的辍学。对于眼前的这片土地，他知道它的贫困不是他教书就能解决的。但他认为，村民们日后脱贫，最终靠的会是教育。他说：“这是我内心的想法，山区人民确实很愚昧，确实落后，需要文化教育。我在想还要通过我们一代或许两代人的努力，看能不能改变这个面貌，因此就需要我们搞这一线的，把文化传播在这个地方，让文明在这个地方生根，只有从孩子。”

　　尽管今年学校盖新楼的事情没有实现，但金钟村小学的教师们依然尽心尽力地给孩子们上课、教书。星期一的早上，刘高仕带着学生准备升旗仪式，他告诉学生要刻苦学习知识，知识多了，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以后的孩子们就能在新楼里上课。

　　尽管财政收入少，广安市教师的工资却没有再发生拖欠的事，老师们安心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可以说广安市是西部大部分县市的一个缩影。但是，当地政府倾一半的财力来保障教育事业，毕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此下去，政府的负担难以承受，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成问题。

　　小财政，大教育，是许多地方政府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教育事业的投入常常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拖欠教师工资，挪用教育经费的问题，或者陷入教育负担和财政困难的恶性循环。对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国家从1984年开始就推行希望工程，截止到目前为止，共有200万名学生受到了社会的捐助，全国各地建起的希望小学达到了7000多所，社会的无偿捐助成为了政府教育经费的一个有力补充。在广东，无偿捐资办学在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中，也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气。

　　找到崔真基的时候，他正在广州市一幢20层大楼的建筑工地上开办公会议。作为一个在广州干了近30年的建筑商，对于每一个建筑项目，他总是谨谨慎慎地监督着每一个建筑的流程。

　　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崔真基现在的心思，并不在钢筋林立的建筑工地上。他公司的职员告诉记者，每年的10月底，崔真基都会回老家广东茂名市电白县的甘村一趟。村东头他建起来的甘村小学，才是他真正魂牵梦绕的地方。

　　眼前的新学校是崔真基两年前出资为村里修建的。甘村粤西山区，共有6千多人。80年代初以前，村子里从来就没有听见过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人均年收入不足1200元，村财政收入只有五万元左右。村里唯一的学校是甘村小学，学校的校长至今还能够回忆起当年修学校的情景，他说：“我们那个旧瓦房是60年代建起来的，那时候就没有钱搞教育，都是每家农户东家几十个泥砖，西家几个石头，你放几棵树，这样就把旧的教学平房盖起来，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个教室已经很破烂了。”

　　崔真基的启蒙教育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完成的。新学校建成后，以前的旧校舍还没有来得及拆除。

　　崔真基告诉记者，那时“外面下着暴雨，教室里面下着小雨，老师教我们什么呢？当时还没有什么伞，还没有什么好的雨衣，用树木象我们现在雨衣一样顶在头上，这样子去读书。”

　　两年前，甘村近900名小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年久失修的平房让学生家长们提心吊胆，每逢刮风下雨，孩子们便呆在家里，不到学校上课。据说，老师上课都怕瓦房什么时候给砸下来，当领导的也害怕砸伤或者砸死学生。崔真基说：“所以我富起来要改造我们母校最破烂的教室，我现在用了237万元，自己的建筑队伍拉回来按中山大学图纸设计的，按城市的高标准建起来的，我是母校走出来的，交了最满意一份答卷。”

　　几百万对于崔真基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17岁离开甘村，在广州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三十年，每一分钱对于崔真基来说，里面都有泪、有汗。他从不避讳别人说他是包工头出身。他告诉记者，他平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上刮水泥，广东人称为泥水佬。现在他公司里的建筑队的绝大部分人，都来自甘村。前几年他觉得这样做足可以帮助家乡人脱贫致富。但时间长了，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崔真基说：“在五年前当我回到家乡，看到我的母校它很破烂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感到我富起来要帮更多人走出贫穷，要走出贫穷要更多人去学习，提高他们的知识这很关键。我要带头更多人富那我就从教育做起。”

　　尽管修了学校，了却了崔真基的一块心病。但商人的性格，还是让崔真基觉得学校里欠缺了一些什么。教学楼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拔地而起，而未来学校发展，教学经费的开支，如果仅靠少得可怜的村财政来进行投入，孩子的教育质量不会有质的飞跃。学校的正常运营也会受到影响。

　　崔真基说：“硬件给他们了，他们就怕你崔真基以后怎么维修，钱从哪里来，几十年过后又有谁来管，没有经费怎么办，当时我就摸到他这个活思想，我就花了30万买了60多亩的荔枝园，把它产出的钱作为一个基金就永远给学校、老人活动中心的维修费用。三年挂果最高一年卖了8万多元，这几年合起来都有超过20万元了，所以它有一个基金在这里就让他们在这个基金里开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离开学校的时候，崔真基和村长还在讨论明年学校继续扩建的事情，他说：“我每年回要看一看，农村的地基跟城市的不一样，我要每年看一看它有没有下沉，要不时地去维修它。还有下一步搞一个电化大楼。”

　　荔枝园每年10万元的收入，使得学校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之后，下一步就是让学校变得更丰富起来。

　　崔真基说：“并非我的钱多的不得了，不是这个概念，我感到很需要去干这个事情，假如我们全国富起来的人，他都主动去办一所小学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保证成倍发展，一定会很快。”

　　对崔真基来说，几百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他觉得，这笔钱放到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身上，它就变成了几百人，几千人共同享用的财富，它就远远超出了几百万的价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作为百年大计，也只有大家一起来拾柴，这知识的火焰才会越烧越旺。

　　经济半小时记者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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