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宏上海北京追踪报道

　　意义重大的“第一次”

　　11月12日，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二天，初冬的北京就迎来了一场雪。

　　当天早晨，在海淀区大有庄100号——中央党校门口站岗的卫兵，和往常一样神情肃穆。

　　在党校松柏林立院落穿行的人们，依然会被从党校第二教室不时地发出的阵阵笑声所感染。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李兴山教授正在这里主讲关于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问题。类似课程李兴山教授已经讲了多遍，但在中央党校执教十几年、已经习惯于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李兴山，还是有点陌生和兴奋——今天讲桌下坐着的是100多名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私营企业老板。

　　“这是中央党校大门第一次真正向民营企业家开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经营指导部副部长翁其才十分肯定，“以前，党校办个私企业性质的培训班，总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这一次则是名正言顺地、大张旗鼓地、正儿八经地、非常规范地办班儿。”

　　11月10日晚8点三刻，从上海开往北京的T14次列车。13号软卧车厢的上海立成应用软件研究所所长宋长根，不停地转换自己铺位上的电视频道，但遗憾的是列车上的电视收不到信号。这一次，他错过了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对中国加入WTO，最后表决的直播画面。

　　今年54岁的老宋，30多年前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地上、走廊、厕所全是人，能够席地而坐已经是种幸福”。后来，老宋南下广东、重庆、贵阳，大开眼界。

　　和老宋坐火车一起去北京的，还有27位来自上海市各区县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将在中央党校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带队的上海市私营企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志群说，培训课程的具体内容要到北京才能知道，大致方向主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如何应对WTO。

　　被选派去中央党校培训，老宋多少有些自得：“现在民营企业家被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地位真正提高了，这样的培训我想以后可能很平常。”

　　私营企业家宋长根

　　1995年，作为工商联的新会员和重点培养对象，积极分子宋长根到自己所在的上海黄埔区开会。整个会场除了老宋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清一色是国有企业老总。当时，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问宋长根：“老宋，讲一讲，你有没有剥削！”

　　习惯在头顶和脚底点两盘蚊香“搞软件”的宋长根很机智：“领导同志说了，不要争论，先干起来。”宋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笑了。

　　1988年，宋长根在上海市开出租车，月收入250元。而下海自主开发软件第一年，宋就挣了26万，第二年是80万，第三年110万。发了财的宋长根，在当时的语境下，也不想去搞清楚自己有没有“剥削”，只会在各种不同场合强调：“我的管理软件也为我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上海明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永珍更多对能进党校学习感到“突然”：“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以前总是听说某某领导去中央党校进修、学习，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中央党校培训班的一名学员。”

　　“学的是WTO基础知识”

　　其实，像宋长根这样的个私企业家来北京参加培训班，算不上破天荒。1999年，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就已经和中央党校合作办班，2000年中个协又在杭州萧山开办了一个小范围的学习班，今年算是中国个协私协系统第三期研修班。

　　当然，“这种排序并不严格，2000年个协私协系统在萧山的学习班，并没有和中央党校联办。再加上过去党校办班是各个部门、教研室自己办自己的，算不上正规培训。今年中央党校的对外培训已经由对外培训中心统一归口管理。

　　所以不管从个协私协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党校的角度出发，这一次是最规范的。”翁其才对历届培训班的情况了如指掌。

　　前几年，党校办这种私营企业性质的培训班，之所以不大张旗鼓，是“因为党校内部对个体私营经济怎么定位都存在不同意见。从最早允许存在、拾遗补缺，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直到‘七一讲话’肯定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对私营经济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中央党校对外培训中心主任梁振中透露，党校以前“偷偷摸摸”办私营企业主培训班，搞得非常被动。“现在好了，‘七一讲话’发表后，党校内各种不同意见，一下子都没了。”梁振中摊开双手说。

　　谈到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梁振中说：“主要是宣传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思路、

　　方针、政策，讲一些基本的经济原理、WTO的基础知识，探讨民营企业如何应对入世等问题。”

　　在为民营企业家上的第一堂课上，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李兴山教授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我认识的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有几个亿的家产，但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在这位企业家的通讯录上画满了符号，画个盒子枪代表公安局局长，画个长枪就代表派出所所长。”

　　“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的素质还有很多欠缺，文化教育水平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高中、初中文化水平的占主体，大学以上和小学、文盲比较少。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非公有制经济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积累，民营企业家光靠胆量的打拼，已经很难应对企业再发展面临的困境，民营企业家整体的经营管理能力、业务素质亟待提高。”

　　“更多人会把想法表达出来”

　　11月11日靠近午夜的时候，世贸组织表决通过《关于中国加入WTO决定》，中国马拉松式的入世谈判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WTO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和公平竞争，然而，在二十多年的开放声中，中国民营经济，其实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国民待遇。

　　“外国的狼都进来了，咱们中国的羊也该放一放了吧？”张志群说。

　　一位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学员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我们不但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一大批人，可理论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在一步步提高，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歧视。”

　　1996年底打碎“铁饭碗”，带领一批下岗职工二次创业的俞永珍，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天然烙上的“所有制歧视”感受最深：“经常是生意快谈成了，对方一听说我们是私营企业，前面付出的辛苦统统白费。”

　　宋长根说：“一个是把私营企业家当自己人，一个是把你当作对立面。以前不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许多人只好把愿望隐藏在心里，而今后更多的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1993年，也是此次培训班学员的上海脉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玉明，下海赚了一笔钱。1995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就硬把他“拎”回来，让他担任很多职务，但已经习惯自由的黄玉明不久后还是溜回了海里。黄玉明说：“手里有权又有钱，非常容易犯错误。”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逐渐清晰起来。

　　然而在全球化步伐不可阻挡的当代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依然要在市场竞争中面对种种外部环境和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待遇。在“外国狼”进来的时候，“中国羊”实际上并未获得同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竞争的权利。如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等方面民营企业依然门槛颇多；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高度垄断领域，至今仍未对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实体大规模开禁。

　　关于这一点，站在中央党校第二教室走廊前的一块空地上，李兴山教授作了一个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判断：“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如何评价，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此怎么鼓励、引导他们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办培训班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随后释放的效果，肯定会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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