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李燕玲北京报道
“大北京”规划的主持人——两院院士、79岁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评价规划本身的影响时说,这是一个关乎战略发展方向和思路转变的问题。虽然在短期之内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它毕竟开了一个好头,纲举才能目张。
与此同时,农工民主党中央调研部研究员谭卫和刚刚完成一份长达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对于大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套独到的见解。
吴良镛和谭卫和在一些焦点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思考和判断。
在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选择怎样的途径?在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地区,如何兼顾重点城市和落后城市,实现地区整体性协调发展?华北地区的生命线——水资源问题在区域经济层面上将怎样解决?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两位专家。
行政体系创新?协调机制解决?
经济观察报:据说“大北京”规划耗时两年,凝聚了几百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吴教授作为整个规划的主持人,对此做何评价?
吴良镛:首先“大北京”规划是一个对未来区域发展蓝图的战略规划和设计,它兼具发展性和现实性。为什么这样一个规划,河北、天津、北京都非常关心呢?因为这是前进过程中的大问题,关系到战略发展中的大方向。
其次,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的研究性工作。这次大北京地区的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来各个城市考虑自己的问题更多一些,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调整规划。
最基本的一点,我们这个规划想解决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过去各个城市和地区都是各自为政,封闭发展,现在在WTO、举办奥运会等多方压力下,促使各个城市走联合发展的道路,从整个区域经济的角度来思考和行为。
经济观察报:有许多人认为,现行的行政划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桎梏,不启动新的行政体系创新,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吴良镛:有人跟我说,你们搞这个规划是不是需要体制创新比如说京津合并之类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其实发展区域经济在现行的体制下也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现在国际上的惯例,不是改变行政组织,而是考虑建立各个行政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区域发展的协调组织只有十个,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个。这说明不同组织之间的联合、协作、探讨共同对策是发展的大趋势。现在各城市、地区的诸侯经济是不符合WTO自由贸易精神的,今后会渐渐改变。我们要寻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推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谭卫和:大北京规划对于发展华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很有帮助。不过如果谈到操作性,我认为要实现从软的规划向硬的操作转变,核心是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实施,建立行政责任制,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
我们认为,为了发展区域经济这一目标,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迅速启动华北地区这个全国第三台强力经济发动机、建设中国第三座国际大都会地区、发展我国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保证“三个三”实现的最佳行政体制创新是成立京津冀中央直辖区(市),也就是大于北京、天津和河北之上的一府两院的协调机关,行使行政管理和司法检察的执行机关。
马太陷阱会越来越大吗?
经济观察报: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的建设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谭卫和:这也正是我们想说的主题。吴先生也说过,我们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决不能“就市论市”,要跳出来,站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角度来思考问题。不过我认为吴先生更多地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探讨磁悬浮的可行性、BOD方式的收益等等,对于区域经济制度建设,我们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认为,要真正做到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与稳定,关键一点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从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益、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发展的角度来实施经济行为,像墨迹扩散一样,将城市的优势功能向外辐射,以富裕地区(北京、天津、唐山、廊坊等)带动不发达地区(张家口、承德等),要避免马太陷阱。按照现有的模式,牺牲冀北落后城市的发展支援北京、天津的发展,有可能加速扩大马太陷阱,这是得不偿失的。
吴良镛:正是因为不希望所有优势都集中在北京,我们才研究城市之间的空间发展。我们论证磁悬浮的可行性,就是想通过解决交通问题,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速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磁悬浮并不意味着明天就搞磁悬浮了,而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它说明新的科技手段可以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为区域经济发展开拓一个思路。具体说来是想让河北省首先接受一个区域发展的观点。河北应该利用自己大城市的优势,使周边落后地区得到很快发展。比如河北一向对石家庄比较重视,如果石家庄、保定、天津之间的交通打通了,保定和天津之间的关系就密切了。
谭卫和:实际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有效启动城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机制,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的流动。中区域、小区域只会扩大马太陷阱,要在尽可能大的区域内实现人和信息的对流。什么样的区域是合适的呢?只发展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城市显然是不符合规模效益原则的,我们认为要尽可能的扩大受益区域。就说大北京地区,应该引入“流域经济”的概念,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同属海河流域,那么整个大北京地区就要从张家口、承德等上游地区一直追溯到下游的塘沽、乐亭县。因此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要支援落后城市的发展,寻求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
吴良镛:我不太同意利益再分配机制的说法,它是说对有限的利益进行再次分配。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实现双赢、多赢,利用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找到最好的战略,创造利益,使利益增值,这是与利益再分配有本质不同的地方。
如何解决水资源问题
经济观察报:水是华北地区的稀缺资源,大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就是淡水,而“大北京”规划中对此并没有涉及,请问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吴良镛:我们研究问题的思路是综合的、开放式的。解决水的问题,不能只单向地研究水,还要把交通、旅游、环保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考虑。综合性的考虑问题是大北京规划研究问题的重要特色。比如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缺乏,有专家就提出,把冶炼钢铁的废弃物放到沿海城市进行处理。天津在这方面已经着手了。再比如,北方地区60%的水用于农业浇灌,如果改变一下技术问题——比如变漫灌为微滴灌——就有可能解决节约农业用水的问题。另外,华北地区每年有两个月的雨水期,这也能通过技术问题解决,比如通过森林、土地的合理利用就有可能把水留下。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
谭卫和:我们引入“流域经济”概念就是从水资源的集约利用角度考虑的。海河流域贯穿华北地区,如果根据流域来统一发展体系,既可以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又能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如果能够实现海河全流域的统一治理、调度、管理,使污水处理、中水回灌、雨水区自然回灌、调入水在用水淡季进行地下水回灌,这样,沿海河流域的城市发展将得到新的助推器。京津冀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没有水,一切都是无本之木,而如果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即便南水北调成功也无济于事。用统一管理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而从“流域经济”角度设计大北京未来发展蓝图,可能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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