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1月13日电(记者胡宏伟何玲玲)随着多哈期待已久的一声槌响，WTO对中国来说成为了现实。

　　激情过后是冷静的应对。近日，WTO浙江研究咨询中心分析测算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内获得的经济收益中，浙江能享有其中10.8%的份额，成为获益最大的省份之一。其中，95%的收益将集中在民营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的服装、纺织、皮革制造等6个行业。

　　但专家指出，浙江机制灵活的大批民营中小企业要想如期收获这份诱人的“红利”，就必须加快实现更高平台上的“体制再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主要通过体制外增量改革，在全国率先基本建立了非国有、非公有制民营经济这一产权明晰的微观制度基础和相关的市场运行体系，相对许多省市来说构筑起了“体制正落差”优势。有统计表明，浙江民营经济的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其数量占到全省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全省GDP中的产出贡献也占到90%以上。WTO的实质是以全球一体化为显著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国际化运行制度。虽然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其萌生、壮大的基本环境仍属初级市场经济，发育也很不完善。对照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则，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体制负落差”。这种“体制负落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家族型传统企业与现代企业之间的体制负落差。浙江现有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微观制度基础，不同于广东、江苏等地是在外资嫁接或大中型国有企业辐射联动中形成的，而是民间资本经原始积累自然演化而成的，企业制度普遍带有典型的传统家族企业特性。大多为个人(家庭)拥有或合伙的单一经营单位，企业内部以家族制为主，缺乏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组织结构封闭、排外，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合理分离。这种企业制度的最大缺陷是缺乏规模扩张、直接融资、自主创新等现代企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浙江私营企业共有18.53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2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76.05万元，始终“长不大”或扩张缓慢。这样一种传统家族企业封闭的产权结构、非制度化的管理机制与对接WTO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浙江民营中小企业以“管理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体制创新十分迫切。

　　二是以专业集贸市场为主体的流通格局与现代市场体系之间的体制负落差。浙江素有“市场大省”美誉，43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遍布全省，年成交额约4000亿元，连续9年居全国之首。这一密如蛛网的市场流通格局为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形成了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鱼水”关系。但浙江现有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走出小贩中心式的集贸商品市场格局，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产权交易市场的不健全，使民营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很难从创业家族的手中低成本退出，严重制约了它们的开放式发展空间。许多顺应WTO国际贸易发展方向的主流市场流通手段，在浙江民营中小企业中才刚刚起步。浙江省经贸委等部门对全省20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去年，全省电子商务的成交额仅占企业成交总额的0.54%。其中民营中小企业尝试开展网络交易的更是少得可怜。

　　三是低层次的专业化产业区与以品牌及科技为主要内涵的新型产业组织构架之间的体制负落差。所谓专业化产业区就是指同类产业在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聚的具有很强产业聚合力的空间产业组织形式，通常又将之称作区域特色经济或块状经济。专业化产业区在浙江极为普遍，比如宁波奉化的服装、温州鹿城区的皮鞋和打火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苍南龙港的印刷业、嵊州的领带、诸暨大唐的袜子等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去年浙江区域特色工业产值约4300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5%。专业化产业区是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同类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只有集聚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分享信息反馈、营销环节、辅助服务等外部经济条件，并在集聚组合中赢得新的规模优势，专业化产业区事实上成为近些年浙江民营中小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关键支点。富有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品牌效应，是在WTO框架下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正是浙江民营中小企业专业化产业区致命的软肋。在各类专业化产业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批民营中小企业热衷于快速跟进模仿，抢市场浪头；缺乏自主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忽视品牌竞争，把低质低价的价格竞争视作制胜法宝，假冒伪劣因此而屡禁难绝。

　　与WTO的制度规则相比出现的“体制负落差”，在今后一段时期必将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更高意义上的制度冲击，并转化为新一轮体制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令人欣喜的是，来自各方面的讯息显示，极具活力、反应灵敏的大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已经以对接WTO国际准则为改革方向，在扬弃企业家族制、加快市场体系的升级换代、产业区域经济从数量型逐步发展为质量品牌拉动型等方面开始了制度再创新的积极尝试。一致的看法是，正如第一轮体制创新中耐人寻味的浙江经验那样，民营企业应该成为新一轮体制创新探索的主体。政府的角色定位于，为此提供足够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激励，而不是预设制度创新的方向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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