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

　　2001年的下半年，对中国500多万公务员来说，似乎包含了许多特别的内容。

　　老刘赶考面对老刘而坐，记者看到的是一个皱纹已爬上额头的四十开外的汉子。老刘是北京市朝阳区某机关的科长，就在前几天，他参加了全市统一组织的WTO知识考试。“真没 想到WTO这么简单的三个字母有那么多的道道，怪不得咱们和老外谈了十几年呢！”说起WTO，老刘现在似乎多了几份自信。

　　老刘刚听说这个考试时，还花了几个晚上将书本翻来翻去。“打上山下乡后我就没怎么摸过书，背这个WTO可真是不容易，考完试后我心里还一直七上八下的。”当记者问及如此刻苦的原由时，他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年龄，现在就快机构改革了，别让这个小考试给弄得下岗了。”

　　像老刘这样参加WTO知识考试的，全北京市有8万多人，其中公务员大约几千人，其余为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8万多份结业证书正在加紧印制”，北京市人事局教育培训处的孙凤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目前全市18区县各委办局培训已经结束，现已进入考核阶段。”“中国入世在即，公务员应对WTO最大的风险，其实来自于对规则的不了解。这次培训考试主要是学习货物贸易及应用、服务贸易的总协定及应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概述和反倾销方面的知识等。今后一段时期，北京市还将对99000名公务员加强英语和电子政务的培训，并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员进行专门的知识培训，如从事贸易、文化产业方面的人员都要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北京市人事局教育培训处张处长告诉记者。

　　而就在老刘忐忑不安地等待WTO考试结果时，11月2日早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几十位厅局级干部，他们的眼光始终聚焦在外经贸部法律顾问、WTO规则专家赵维田研究员身上。赵今天讲的题目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刚下课就有一堆人围上来问这问那。赵告诉记者，今年请他讲课的单位都排上了队，其中大都是政府机构。

　　“关口”上的公务员加薪是另一件大事。“这几年公务员工资是小步快跑，现在机关也不分房了，工资再那么低还有谁愿意来呢？”老刘吸着烟向记者絮叨。

　　最新消息是，从2001年10月1日起，国家再次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并相应增加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

　　此次调资是自1988年以来的第五次，近两年来的第三次。这次加薪将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不久前，在APEC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称，对于给公务员加薪中央财政已做好准备。他还指出，“中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政府财政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对公务员加薪也是其中一环。”而老刘他们也听到了金副部长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加薪可有个小条件，那就是工作考评要合格。”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杨宜勇博士认为公务员涨工资就是为了留住人才。他认为，我国公务员待遇偏低是长期遗留的问题。从1979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但公务员工资年均增长仅为6.5%左右。另外不少人也认为，这样一个时机出台加薪政策，也有安定公务员队伍的意图。一直关注公务员体制改革的文刀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目前的工资制度基本还是实行双轨制，三资企业、私营、民营企业的工资早已放开了，但国家公务人员则仍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工资管制，而实际上随着开放改革，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和无偿拨付资金物资存在，各部门都会利用掌握的资源为内部人员争得各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才开始宣布实施的中央及国家机关2002年公务员考试录用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把招考职位按性质和权责的不同分为A、B两类，A类职位主要指从事政策、法律法规、规划等的研究起草工作和监督检查工作，以及从事机关内部综合性管理工作的职位，而B类职位主要包括从事机关内的专业技术工作，对机关的业务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的职位。由此看来，政府内部职业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划分已经初见雏形，政府体制改革进程从准入和增量等方面开始提速。

　　政府首先入世11月1日，外经贸部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司和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以及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幻，特别是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机制和结构变革也将有一系列的大动作。

　　司法体系改革与创新显然是重中之重。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人民法院的改革必须在抓好审判机制改革的同时，着手推进体制创新，切实解决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秩序和司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起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

　　加入WTO的客观形势要求司法工作必须坚持透明原则、审判独立原则和法制统一性原则。因为在世贸组织内各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在官方指定的专门刊物上公布，否则不得实施；一国法院的裁决只有是在独立、公正的前提下作出的，才有可能在异国得到承认和执行。这的确对我国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权力的约束和调整对于入世的恐惧国人是由来已久的，记者曾听人戏言：企业家害怕入世是怕自己赔本破产，而官员恐惧入世是怕失去手中的图章。此话虽有偏颇但也说明了游戏规则的变化，实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在中国这个计划色彩依然存在的过渡性体制内，对权力的约束和调整也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赵维田研究员强调了政府创新的勇气和魄力。他举例道：“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但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起诉，也就是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告政府。而WTO规则要求上述审查程序应给相关个人和实体以上诉的机会，而不会受到处罚。如果初始的上诉权所指向的是一个行政实体，应给当事人选择进一步向司法机关上诉的机会。上诉机构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同时告知其任何进一步的上诉权利。”

　　“这是需要政府拿出魄力的时候。”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陶景洲先生分析道：“入世后政府权力和管理模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些部、委、局会被撤销、合并或削减职能。各级政府机关必须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观念转变。高质量的政府服务要求科学的决策规划，依法行政，为企业提供及时而周到的服务和尽量少的管制，不增加企业负担。而法制服务则不仅体现在立法过程上，更体现在执法过程上。”

　　首当其冲的，也许就是对外政策部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所王允贵研究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重组对外政策部门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各驻外使馆处理经济和商务问题人员的比重，加强驻外使馆为国内工商企业提供商业信息的服务功能，使馆变成经济战、贸易战中的桥头堡；二是调整机构设置。根据加入WTO后外经贸工作任务的变化，调整或重组涉外经济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责任权限，实行管理职能单一归口，并突出反倾销、反补贴、信息采集和发布等在机构设置中的地位；三是增设商务机构。在我国主要国际市场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城市，设立直属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商务中心，帮助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追踪商业线索，获得当地市场第一手资料，预测市场行情，寻找和评估可靠的贸易伙伴等。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最近曾强调中国加入WTO，政府权力应最大限度地淡出市场，而对比目前的现状，达到这一要求，还有不少路要走。“加入WTO虽然对我们这样的人是有很大压力的，但开放总归是好事，我坚决支持。”老刘知道自己通过了WTO考试后如是说。

　　-背景

　　在中国入世的谈判中，许多成员国提出了法律的一致性问题，对中国的法律能否在地方政府得到贯彻执行，对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规、规定，出现和中央的法律、法规不相一致时，中国如何确保有效予以纠正十分关注。

　　一些成员国担忧国际贸易文件能否在中国不同级别的政府得到持续执行，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情形减弱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财政、金融、预算方面的补贴、税收、贸易政策及其它在WTO协议和议定书草案中规定的相关议题。

　　另外，有些国家也提出，中国中央政府应该及时获知和承诺不一致的行为并能够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他们希望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以使相关当事人能引起中央政府对贸易体制中未能一致适用的案件的关注，并得到迅速和有效的行动以解决这些不一致适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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