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谈判9月17日，一个消息从日内瓦传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至此，中国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全部结束。

　　10日晚上，就在此片播出的同时，在中东小国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世贸组织的第4次部长级会议正在举行；10日晚11:20分，会议将就中国入世进行表决。中国WTO工作小组将得到他们15年长途跋涉的最终结果。

　　15年来，谈判的人由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等待谈判结果的人们又少年涨到了青年，由青年等到了中年。15年的谈判历尽艰难，中国曾几次差一点迈进WTO的门槛。中国入世谈判15年，先后有四任谈判代表团团长；15年中，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先后换了4个首席谈判代表。

　　钱嘉东、中国前任驻日内瓦大使。他说：“我可以作为见证人。1986年，我比现在要年轻10岁以上，那时候头发没有现在白，我头发相当乌黑。现在你看我已经相当花白了，完全可以做见证人。”

　　1986年7月10日，中国当时驻日内瓦钱嘉东先生，代表中国政府把中国决定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照会交给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从而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序幕。

　　钱嘉东说，“我们的信递交之后，当然初步得到的反映还是很积极的，其它缔约方尤其是跟中国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的一些国家的缔约方，首先你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对我们这样的要求都还是很欢迎，很支持的。逐渐逐渐地，应该可以说是没有多久，当我们接触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逐渐逐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的简单。”

　　1986年7月10日，钱嘉东在日内瓦递交中国复关照会；1986年7月14日，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将照会发给各缔约国；1986年7月15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临时增加中国的缔约国地位的议程。

　　沈觉人、中国复关谈判团第一任团长，他说，“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可以说是跟我们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很多报道都讲，说中国提出来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是在1986年。实际上，我们中国政府的决策比这个要早得多，是在1982年年底和1983年年初，我们就定下来我们要恢复关贸总协定这个地位。”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80%以上跟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进行，加入关贸不但可以享受多边贸易条约组织所提供的便利，发展对外贸易，同时还能够使国内的企业进入国际大循环，对改革起到刺激和推动作用。

　　当时的外贸部长部长助理沈觉人出任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第一任团长。沈觉人说，“复关和入关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在这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坚持复关这样一个立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关贸总协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作为一个创始国，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这样一个地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退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宣布退出。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后来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应该是作为一个恢复，就是说中国本来就是，但中间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是作为恢复而不是重新加入。”

　　1986年9月，就在中国刚刚迈开复关的第一步，关贸总协定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在乌拉圭的埃特斯角城展开，从此，中国的复关谈判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交织在一起，时间长达7年。

　　沈觉人说，“最初讨论我们提出的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时候，就拟定了这几条原则。第一个我们是恢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第二个我们以关税减让作为条件的，而不是作为今后每年增长百分之多少这样一个条件。第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地位。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呢？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关贸总协定当中，以至于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它都有某一些优惠的待遇，同发达国家可以不是互惠的，就是你给我，我可以不给你这样一些条件。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沈觉人在担任复关谈判团团长的5年期间，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贸易制度审议。由于关贸总协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个框架之上的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他要求缔约国的经济体制符合关贸总协定的体制，因而，中国代表团要一次又一次面对审议和提问。

　　沈觉人说，“缔约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包括外贸制度是否同关贸总协定相适应，它们是有很多疑问的，因此需要进行审议。所谓审议，就是对你的经济体制、贸易体制提出问题，请你答复、请你解释。然后它要了解中国的改革前景，改革的进度。有的改革，它希望你有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改到什么样子？这些是我们在提交申请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设想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手续，有这样的程序，所以我们接受它们的审议。有很多人在那里提问题，他提的问题范围很广，数量也很大。我记得我们四次答疑人家提出来问题有2000多个。”

　　最初几年的复关谈判中，中国和主要谈判对手美国的双边谈判进展顺利。从1986年11月开始的中美第一轮双边磋商到1989年5月28日结束的第五轮谈判，中美双方基本上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达成了一系列谅解和协议。此时，中国的复关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中国离关贸总协定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是1989年，中美之间出现严重的摩擦，中国复关的步伐第一次在关贸总协定的大门口停顿下来，直到1991年，沈觉人离休卸任，都没有任何进展。

　　沈觉人说，“我一接手最初谈判的时候，我们那时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关贸总协定有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有了明确的论断，这个时候我们思想应该说是得到了解放，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就我们的具体的好多做法，包括我们可以考虑调整我们贸易制度当中的这样那样一些地方，来满足关贸总协定普遍的要求，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十四大上确定了市场经济，当然我们是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的谈判就显得容易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满足了关贸总协定的基本要求。”

　　1986年9月，沈觉人出任中国复关谈判团首任团长；1987年2年，中国递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设立中国工作组；1989年，中国复关暂时搁浅。

　　1991年，时任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佟志广临危受命，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团团长，被搁置的复关谈判重新开始。

　　佟志广说，“我记得谈判到最后阶段，那时候我心里很有数了，美国人需要我们达成协议，因为布什想连任总统，克林顿要想当新总统，他们有一场辩论。我记得那场辩论是在1992年的10月11日上午，而我们这次谈判的结束点是10月10日零点以前。事实上我们一下谈到夜里11点三刻结束，到12点，零点了，这时候大部分都谈好了。还有有一条，我让他写了一条美国坚定支持中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看起来这条，他们有点为难，我说这为难不行，这是我最基本的要求，我谈半天这是那重要的组成部分，怎么会到后来你不支持。我不行，休会他们去研究。研究又提出个方案，‘坚定’要取消，我说那不行，你非要坚定不行。我说那有什么意思呀。我说而且你起草回来我看你的英文稿。结果又休会，一会儿回来了打了一个条子，就是按照我的要求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国早日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1992年，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结束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进入了有关复关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这一年，中国和美国达成亮相重要谈判，签署了《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和《中美市场准入备忘录》。

　　佟志广说，“你一定要作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么一个成员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都要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那么就要看看我们现在实行的贸易制度是不是和国际上通用的贸易规则相符合。我们认为特别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当中，我们改了很多东西。过去改的这些东西和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要求不谋而合，我们是按照这个要求，按照这个方向去改革的，我一步一步逐步去改革，越来越接近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

　　就在佟志广担任复关谈判团长的1992年和1993年，中国国内从上到下掀起了关贸热，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始了解关贸总协定，并热切关注中国复关谈判的进展，佟志广本人也对1993年3月复关表示了乐观的估计。但形势的发展，却仍然让他一再地失望。

　　1991年11月，佟志广出任第二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和首席谈判代表；1992年，中国复关转入实质性谈判阶段；1992年10月，中美市场准入谈判达成协议；1993年，佟志广抱憾离任复关谈判。

　　1993年3月，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接替佟志广出任第三任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和首席谈判代表，此时已是中国提出复关申请的第八个年头。

　　谷永江说，“在1994年我们不断地来谈判，他们不断地提出要价，我们不断地作出回答，几千次的、上万次的这样的回答，不厌其烦的这样进行工作，大量耐心的细致的工作。我们在谈判当中，不卑不亢，我们能够让步的我们就让步，我们不能让步的坚决不让步，绝不出卖国家的利益。我们能够让步的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一致的，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那才能谈成，对一方有利的不可能谈成。

　　在这个阶段，中国复关谈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两年当中，中国代表团一共回答了缔约方提出的12类6000多个问题。谈判时间越长，代表团需要回答的问题越多，甚至要经常面对一些刁难和无理的要求。

　　谷永江说，“这乌拉圭回合搞了七年终于在1994年算是成功了，当时我们的想法甚至于关贸总协定许许多多的缔约国，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顺利的进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乌拉圭回合协议签定以后，根据乌拉圭回合协议规定关贸总协定的成员缔约国就顺利转移到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缔约国，当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顺利地成为世贸组织的缔约国，因此谈判很紧张。当时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1994年，中国终于签署了乌拉圭回合的最后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这两个文件的签署是中国复关的必备条件之一。同年11月，中国提出希望在年底完成中国复关的实质性谈判，并成为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WTO创始成员国的要求。

　　谷永江说，“我们去的时候是有思想准备的，不是说没有思想准备，但是这次谈判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我就感觉到强权政治又有强权经济，有些国家利用它们的一些经济的实力来阻挠一个合格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非常生气。”

　　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漫天要价，导致1994年12月召开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9次会议，没有就中国成为WTO创始成员国问题达成协议。

　　几天以后，谷永江和全体谈判团成员回到北京，祖国人民用鲜花和掌声欢迎他们归来，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亲自到机场迎接。

　　当时，外经贸部前部长吴仪说：“这次在中国复关谈判的过程里面，你们能够很好地坚持了我们国家的原则立场，坚持在复关谈判过程里面我们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坚持了我们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对你们所做出来的努力，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元旦，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5月，中断了5个月的中国复关谈判在日内瓦恢复进行。11月，中国政府照会WTO总干事，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入世工作组。从这天起，中国复关谈判变成了入世谈判。

　　1997年4月，龙永图出任第四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和首席谈判代表。今年58岁的龙永图从1992年开始就担任复关谈判的秘书长，近十年来，他往来与北京和日内瓦50多次，终于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谈判。他经历过谈判中一个个艰难的环节，和一次次的惊心动魄、峰回路转。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复关”申请；1997年8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双边协议。

　　龙永图说，“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谈判当中，经济的实力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总是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经济的发展，我们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谈判能力。”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1997年11月中日签署入世双边协议。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首先是我们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我们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当中制定规则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新一轮的规则制定中可以能够更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998年6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1999年11月，中美签署双边协议。

　　英国政府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说，“因为中国是个主要的经济贸易体，所以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是很好的。”

　　2000年2月，中印签署双边协议；2001年9月17日，全部谈判结束。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说，“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都有好处。我们知道全球经济都在快速下滑到处都有失业，中国入世以后将有助于改善失业和商业状况，重塑信心。所以我认为大家都有责任为中国加入世贸尽力。”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