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雯
11月8日上午9时,多哈喜来登大酒店。我如约来到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下榻的房间。窗外是美丽的海湾,阳光明媚,一如我此刻的心情。龙永图还没吃早饭,随行的助手端来了一碗香喷喷的海鲜面和西式小点心。他自己则为我沏好一杯茶,并把果盘推到我面前:“你看你,也不带个录音机,是不是我要讲的东西你都知道?对了,要不要开空调?”
近些年采访过龙永图多次,很少见到他这么轻快悠然。访谈就在我们的笑声中开始了。
记者:这次中国参加多哈会议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大家是在等待一个已知的结果,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位灵魂人物,您是否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龙永图:谈了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滋味都尝过了,中国最终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作为我个人来讲,确实感到如释重负。但入世谈判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结束,而是改革开放步入一个新进程的开始。
记者:您认为中国为加入WTO付出15年的努力,值得吗?
龙永图:15年的时间的确太长了点,但就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本身而言,这是件好事。如果我们当初很轻易地就加入了,也许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没现在这么重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没现在这么深远。15年来,我们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的旧有观念发生了很多深刻转变,我们对国际通行规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入世谈判的进程,对中国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打破闭关自守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伴随着谈判,国内改革开放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在体制改革中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新思路,在对外开放中吸纳了很多国际上的先进文明成果,所以我认为入世谈判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5年的奋争尽管漫长、痛苦、艰难,但我们没有浪费这段岁月,总的看是值得的。
记者:中国入世谈判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龙永图:谈判最终结束是各方面综合努力的结果。全国管理经济的部门通过谈判逐渐形成共识,只有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经济建设,比如服务业开放问题,我们就坚决排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阻力,你搞现代化经济,就得有现代化的服务业。
当然,任何谈判都需要政治推动力。WTO本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谈判逐步被政治化,已经不仅是简单的经贸谈判,而演变成政治、外交的重大课题。最典型的是中美谈判,两国关系趋于和缓时,谈判就进行得较顺利,反之则很困难甚至会中断。像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是中美谈判多年症结,美国国会也卷入其中,使谈判更加政治化。中美能够达成双边协议,很大程度上是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了一些关键性难题,使谈判走向双赢。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政治力量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贸易谈判十分复杂,没有严谨、艰苦的技术操作也是不易谈成的,光是中美谈判就打了20多个回合,经常要几天几夜连续作战。
我想提醒一点,入世会使今后我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纠纷不易被政治化,日本和美国的贸易磨擦持续几十年,但两国贸易战归贸易战,政治关系归政治关系,彼此不影响。而以前我们一旦遇到贸易纠纷就很可能影响到与对方的政治关系,企业也常因此受到许多歧视性或不公平待遇,长此下去,损失很大。WTO规则要求成员在出现争端时诉诸技术层面处理,就事论事,避免政治因素干扰,这个机制对中国很有利,各种贸易纠纷将正常化,有助于我们建立稳定良好的多、双边关系。
记者:外界盛传中方在承诺中作了一次次让步,对此您怎么看?
龙永图:让步在贸易谈判中并非一个贬义词,它是双方达成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的必要手段,没有让步,什么也谈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作着让步,主妇在集贸市场买菜要跟小贩讨价还价,就是一种让步,这很正常。让步在谈判中是不可缺少的,最主要的得看谈判结果是否对双方都有好处。比如关税问题我们谈了很久,90年代初中国的关税总水平是46%,要作为WTO的成员是不够格的,我们承诺降低关税,并不断兑现,目前关税总水平已降至15%左右,而这些年我们的关税收入没有减少而是大幅增加,关税体制趋于规范,逐渐向国际惯例靠拢,这说明所谓的让步是与对外开放的程度相适应的,降税不是单方面的让步而是我们给自己补课,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改革开放之初即这场复关和入世谈判之前,我们自主决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难道说那都是让步吗?不要因为在谈判中让了步就加以猜疑、指责。
我举个例子:今年以来,我国合同利用外资增长率高达30%,没有外商对中国入世的预期,新流入的外资不会增长这么快。外商一是看到入世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二是看到入世后中国将在WTO框架下完善法律环境,并建立透明的、稳定的、可预见的经贸体制。我常说在当今世界,信心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以前外商反映我们的引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透明度,政府办事效率低,相关法规不完备,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信心。现在我们的投资主体已由中小企业转为跨国公司,这是利用外资的重点,而跨国公司看重的不是这样那样的优惠条件,而是法律环境。入世后,我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开放市场,WTO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将促成国内全面改善投资软环境,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办厂,从而给我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带来更多的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带动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说这也是让步的话,那它有什么不可以呢?
记者:是不是有人不太赞同您“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观点?
龙永图: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是大势所趋。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很多问题上要立足这个国情来考虑。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发展,必须要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被打入另册,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入世是一个很难得的契机,我们应该抓住它。
记者:有人说入世后中国面对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从此将被纳入一个规则体系,您觉得我们能适应这种变化吗?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
龙永图:要适应这种变化很困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习惯于在规则面前躲着走,或者对规则采取实用主义,由此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走私、骗税、官员腐败、假冒伪劣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规则意识和信用意识。所以入世后政府部门也好,企业也好,出现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但这一关必须要过。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至于如何适应,我想一是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这里要强调一点,现在有个认识误区,以为入世后全社会都要来认真学习WTO各项规则,实际上更要学习依循WTO规则而建立的各种法律政策。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让他把厚厚一本WTO有关协议、规则都弄懂,太不现实,这是专业人士的任务。但作为中国公民,在入世后需要了解和熟悉身边经过修订和完善的法律法规,这才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二是全民族都要培养规则意识、信誉意识,这是确保我们履行承诺的基础。三是要继续坚决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法行为,否则,规则的实施就成了一句空话。
记者:目前对入世后的利弊得失众说不一,您认为判断这件事的利弊标准应当是什么?
龙永图:我一直认为入世后既不会遭遇洪水猛兽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经济奇迹。判断入世利弊的标尺,应当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会因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而受到一定冲击,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而且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但对一些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的行业,我们在谈判中还是守住了底线,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承诺。比如对金融、保险、电信以及文化领域我们就把握住了开放的“度”。总之,我们已经承诺的,一定要做到;我们承诺了但现阶段还达不到的,则争取了时间表;我们不能做到的,那就坚决不做。毕竟,我们顺应的是全球化而不是什么一体化,20多年对外开放,中国并没有丧失一点主权,我们主要的经济手段还保留着,根本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入世也一样,总体上利大于弊。
记者:在中国的高层官员中,您因为入世谈判这件事而受到不少非议,谈判本身的异常艰难也让您承负着极大压力,您是怎么对待这一切的?十几年来是什么在推着您往前走?有没有想过放弃?
龙永图: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总是要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固步自封者,遭到一些议论在所难免,不用理它。我就坚持一条:中国必须走开放型经济的道路。具体到入世上,就得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这与改革的大方向是相一致的,对此我从无疑惑,也从未动摇过。中央、地方和企业界都曾给予我可贵的支持,坚定了我将谈判进行下去的信心。我想我最感到欣慰的恐怕是入世谈判没有在我手上半途而废。
记者:您是中国谈判代表团最后一任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任团长,现在对入世后您个人的去向问题传言颇多,这方面您有什么打算?是不是要功成身退?
龙永图:我说过入世将是一个新的开端,在接轨中还有很多事要做,目前我还不打算离开这个位置。既然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何妨再多尽些力呢?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而强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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