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罗旭辉 王乐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今年完成了一份报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作用与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该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谢伏瞻任负责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任顾问。日前，记者独家采访了报告协调人、主要执笔者之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刘世锦，他对这份权威报告进行 了解析———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战略有必要调整

　　过去20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我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

　　报告分析，中国能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

　　报告同时指出，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巨大成功，但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报告认为，加入WTO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理由是：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入世后，除通常强调的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外，我国还有两个优势值得重视。

　　一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具备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入世增强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从而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改革紧迫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近期可供选择的改革重点

　　为争取掌握“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主动权，报告建议，在明确政府发挥作用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近期选择以下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重点推进。

　　按照加入WTO所做的承诺，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和公开性。具体而言，按照开放市场的承诺，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取消对外资准入领域的限制，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地含量、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强制性要求，对外资企业与外国商品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以放松或取消进入限制为重点，营造国内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WTO最基本的一项规则是非歧视原则，在国内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除了为数不多的关系国家安全和有特定要求的行业需要有严格的进入限制外，对其他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原则上都应放开，取消种种基于所有制、地区和部门的或明或暗的限制。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

　　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抓紧对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进行改革、重组和规范。

　　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落实依法行政。应尽快制定统一的国家行政程序法，通过建立完善的行政听证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卷宗阅览制度、时限制度等，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程序监督，提高政府行政过程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减少行政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与此相应，扩大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受理权限，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