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至21日，中国上海，APEC第四次高官会、双部长会议、工商领导人峰会、工商咨询理事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继召开。历史上与中国人距离最近的一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已经进入高潮。

　　世纪之初，以“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本届年会，将给中国、亚太乃至世界带来怎样的期待？

　　上海被寄予厚望

　　2000年APEC文莱会议后，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林华生先生曾在《朝日新闻》上撰文，取题“2001：中国能救APEC吗？”，认为在经过几年的停滞后，今年的APEC会议非常重要，是决定APEC今后何去何从的一年。眼下世界经济正处于放缓的轨道，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就像是一部没了引擎的机器，步向一次罕见的同步衰退。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已在今年第二季度走向负增长。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而上海会议是在“9.11”事件发生后举行的第一次多边领导人会议，人们在向它投去关注目光的同时也寄予了厚望。“这次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非常重要而及时。”美国商会主席、安利公司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对会议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说：“面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在过去几周发生的一些事，这次会议变得特别重要，它为我们再次坐下来将焦点重新集中在经济问题和本地区的相互合作上，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事实上，美国商界希望今年的APEC会议在推动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成“茂物宣言”所制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就，这些将有效地改变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有的观望态度，促使美国企业主动来华投资和贸易。

　　亚太地区则既希望APEC能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边缘时发挥影响力，推动WTO多边贸易谈判，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不利的挑战，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在全球及地区面临困境时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也期望APEC自身的TILF(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和ECOTECH(经济技术合作)进程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实现“茂物宣言”所制定的目标找到合适的手段。

　　鉴于中国在APEC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亚太国家自然希望中国能在弥合APEC现有矛盾和分歧、推动今年会议取得突破性成果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将APEC未来的合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APEC面临的局面及各国的期待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APEC不是空谈俱乐部

　　尽管APEC几乎可以列为本年度的流行词汇，但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这几个英文字母所代表的确切涵义。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它既不像欧盟那样是一种政治组织，也不像WTO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不具备约束力，也不是一个谈判的场所，但绝不是一个空谈俱乐部，它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宗旨、运作原则和具体行动。APEC一贯采用“领导人信誉约束”——领导人的承诺代替协定，磋商代替谈判，避免了因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冲突。

　　尽管这种约束不是法律约束，领导人宣言不是协定，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有很大的信誉约束力，所以每年的议题都颇引人注目。在今年的会议达到高峰时，各国的部长和领导人将把讨论的中心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以及新经济问题。

　　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出了改进单边行动计划审议机制的倡议，大多数成员对这项倡议持支持态度，但在实施倡议所应采取的行动，所涉及的人力资源、资金等具体问题上立场不一。同时，在关税、非关税措施等关键问题上降低目标，放弃有关实现“零关税”和“消除非关税措施”等措辞，将“贸易投资自由化”改为“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等问题上，还期待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做出让步。

　　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一直没有太大进展，主要原因是合作的方式、目标都不明确，它不可能像贸易投资自由化那样，有一个削减关税的具体数字指标。但在今年部长和领导人会议上，将设法使各成员国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有一个可以前进的目标。

　　制定一份APEC地区新经济、信息及通讯技术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是今年APEC新经济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数字APEC战略”将以发达国家的倡议为基础，同时兼顾广大发展中成员对新经济发展有关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强调消除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数字鸿沟”，将“鸿沟”变为“数字机遇”。

　　中国第二任APEC高官王?生大使对APEC的困境并不悲观，比如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王大使就建议选择一两个可以实现利益平衡或有利益汇合点的大项目。王大使认为，APEC中的发达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市场前景”，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发展前景”。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比如，前者要求后者尽快全面开放服务业，后者也并非全然不愿，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如在电子商务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主动提出要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强能力建设”，其中就蕴含着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我国作为东道主，正好接过来建议落实，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中心和旅游服务与发展培训中心等。

　　希望在矛盾与争议中孕育

　　APEC的困惑与难题并不是不可公开的秘密。王?生大使明确指出，APEC成员之间既有共识，也有争议，这一点从其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美国经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仍处于相对低迷和削弱阶段，国际贸易逆差严重，它的五大贸易逆差伙伴中，除德国外，四个都在亚洲?日本、中国、中国台北和韩国?。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美国积极推动成立APEC，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打开亚洲市场。它要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防的是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导权，同欧盟同时兴起与它分庭抗礼。当然，面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特别是东亚的崛起，它还有更大的战略考虑和要求，即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大力推动“美国化”或“美国模式”。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方面努力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一方面企图凭借其经济实力，确立其在东亚经济上的盟主地位，争取与美、欧三分天下，与美国分享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

　　东盟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腾飞，出现了持续高增长，但经济上作为独立的一极，仍显力量不足，亟须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准对自己有利的方位。它们既需要依托，又需要平衡和协调；既需要开放和自由贸易，又需要适当的保护和自主。

　　我国1991年加入APEC，也有借势加深加快改革开放进程、经济上更好地同国际接轨的考虑。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上营造地区和平睦邻环境、探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的追求。

　　王?生大使的分析表明，APEC诞生的宏观和微观背景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运作原则和发展方向，由于利益和认识的差异，成员间的矛盾和争议似乎难以完全避免。但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希望并不会被争议和矛盾所泯没。晨报记者张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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