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伟 上海特约记者罗荣 实习记者陈标节

　　上海的“APEC节”

　　10月14日，在上海一家新加坡合资企业工作的徐西子和他的同事们商量着怎么在APEC期间出去玩。国庆出游的背包尚未整理完，他们又开始了七天长假。在这期间，上海市政府 加强保安，并实行交通管制，为缓解交通紧张，索性给市区内环线以内的企业放了7天假。按照“APEC(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会”的时间表，从10月15日至21日7天内，上海将连续举办“第四次高官会”、“外交、外贸双部长会”、“工商领导峰会”“工商企业咨询理事会”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6000多名官员包括21国的总统和总理，以及4000多名世界各地的记者将涌至上海。有些旅行社开始打出“APEC几日游”的广告词，他们并不是把人送到上海参观，而是把闲暇的上海人“疏散”到黄山、周庄和西湖。

　　电视里不停地播放APEC的最新消息，大街小巷充斥着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彩旗和标语；精明的上海人不再抱怨领导人的出访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一年以来，他们就已在不断分享着节日的快感。

　　早在2001年的4月，上海常熟路上的《设计新潮》杂志总编辑曹先生就发现马路的对面的一座西班牙式的别墅开始粉刷。为了让各经济体宾客一下飞机就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上海展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容整治活动，兴建8处大型绿地，整容景观道路建筑面积300多万平方米。速度之快，让很多市民觉得，“一个月后，家门前就绿了。”在徐家汇，中华橡胶厂被迁出市区，但它的大烟囱却得以保留，并且加上了激光灯饰，成为城市景观和关于上海工业时代的记忆。另一个保留下来的是建于30年代的百代公司亚洲总部的小楼，这里曾经是冼星海、周旋等人的成名之处；如今它被改造成一个绿地中的音像博物馆。在中共一大会址旁边，一座10000平方米的大型人工湖已经在“七一”前建成。中国著名的水处理专家，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说：“在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开挖这么大的湖泊，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在浦江两岸举行的音乐焰火晚会则由蔡国强主持设计。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蔡国强，连续4届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出尽风头。“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焰火，也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个作品，以前更多的是火药。”蔡国强说，“这不是个人作品，而是一个国家计划，一个国家的盛典。”演出将在在外滩的20多座风格不同的建筑和浦东控制中心之间展开。

　　“APEC的东道主一般会把会址放在最好或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曾在APEC任五年高官的王嵎生大使向记者回忆，“美国的华盛顿、威廉斯堡、西雅图、夏威夷；印尼的雅加达、巴厘岛和日惹；日本的大阪，菲律宾的苏比克。”而今年APEC的前几次重要的高官会及财政部长会，相继在北京、深圳、大连、苏州举行，高潮的“双部长会”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留给了上海。按照中国官方意见，“上海GDP中约有1/4-1/3来自于国际市场交流与合作，它的成功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典型范例，而这恰恰的APEC十几年来一直倡导的主旨”。而对上海政府而言，他们在不断努力唤起人们对于那个“东方巴黎”和“远东经济中心”的浪漫回忆，并且向总统们传达着“在恐怖不断的世界，上海是个歌舞升平的好去处”。

　　总统们穿什么

　　在每年APEC的最后一项议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都会通过一项《宣言》，然后拍一张纪念照片，人们记住的往往是那张照片——胖瘦高矮不一的总统、总理和首相，穿着五彩斑斓的当地民族休闲服，和颜悦色地站成一排，仿佛度假归来。“在中国穿什么？四年前有人在温哥华会议上就问过我，是不是长袍马褂？”王嵎生说，“在印尼穿过腊染印花的巴提克衫，在菲律宾穿的是白色的‘巴隆’，在温哥华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则送给了每人一间皮夹克。”

　　在记者截稿时为止，总统们在中国穿什么依旧是个谜，它的基本款式是什么？对襟中式小袄还是中山装？即使连上海的政府官员也不知道。服装设计师李锐丁早在去年6月参加了APEC领导人服装的设计，当时有十多位设计师参加。在第一轮的评选之后，留下了他和另外三位设计师。在第二轮的设计中他提交了三套方案，其他人提交了三套。在一月份根据APEC中国筹备的通知，他把所有的材料封存起来。“可能是某个人的作品，也可能是把大家的集中起来，一切只能等到照相时才能揭开。”李锐丁说，“我想把历史和现代链接起来”。李在他的设计中使用了现代服装的结构，同时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但至于具体细节，已经是机密了。

　　当然这种神秘感只是会议中的要抖一个“包袱”，并非事关国计民生。并不保密的是会谈方式，跟据王嵎生的叙述：领导人们单独相聚一堂，身边没有助手也没有翻译——同声传译在会议室外看不见的地方，领导人的特别助理也只能在另一间房里看电视，做记录，首脑们各抒己见，谈笑风生。

　　总统们说什么？

　　着装决定了内容。1993年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克林顿第一个穿上了牛仔裤，表明这并不是一个讨价还价、剑拔弩张的谈判所在。“一般没有什么特定的议题，只是事先有几个我们高官会共同为之准备的宣言等文件草案，会前已经基本定稿。”王嵎生告诉记者，“有时某个领导人提出一个新的倡议，如果没有异议，就会写进《宣言》，作为承诺。”

　　在今年9月8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的“APEC财政部长会议”的基本内容就是“诉苦”和“打气”。在APEC官方出版的《今日APEC》上表现了部长们的忧虑，“避免全球经济下滑”、“又一次不同的经济危机”；在会后发表了《部长声明》，对全球与地区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表示关注，呼吁各经济机体加强能力建设，促进金融稳定与政策发展，呼吁所有成员采取及时、适度的措施促使经济回升。实际上，“财长会”应视为全球经济状况与对策的吹风会；人们关心的“中日贸易战”等是实际需要谈判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列入会议议题的。

　　按照原定议程，上海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重申“大家庭精神”，继续承诺实现《茂物宣言》，达成推进经济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建设、开展首次投入等共识。但在财长会议后两天发生的“9.11事件”给APEC带来了新的内容——“全球反恐怖”。“实际上，APEC从来不讨论政治问题，美国主张的安全、武器、毒品等问题都曾被不断否决。”王嵎生说，“但这次是‘9.11’后21国首脑的首次聚会，不谈不现实。”

　　APEC，论坛还是组织？

　　作为记者，采访APEC的最大感受是，尽管这里汇聚了众多政治精英，但是若想得到板上钉钉的材料却是很难；你听到最多的字眼是“关注”、“呼吁”、“倡议”等过于外交的辞令。“首脑们不会签订任何协议。”王嵎生说，“他们有共识，无决策，但《宣言》本身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们的承诺和共识是指导APEC的方向性文件，也是对成员的一种‘信誉约束’”。

　　但APEC究竟是什么？既然没有任何决议，总统们又来干什么？

　　APEC是ASIA PACIFIC COOPERATION的缩写，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全区域官方组织，按字面直接译成中文，应该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由于并不符合中文习惯，在翻译中就加上了‘组织’的后缀。”中国社会科学院APEC研究中心主任张蕴岭说。按照中国官方定义，“它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而不是具有约束性的组织。”

　　张蕴岭的研究认为，APEC实际上是一个介于“论坛”与“组织”之间的“准组织”，它建立起了一套职能性机构，包括一个秘书处、10个工作组、两个专家组、4个委员会以及一些分委员会；再加上定期召开的高官会、部长会、首脑会及不定期召开的专业部长会，APEC的活动每年都很频繁。但它没有完全机制化，秘书处只是负责联络，只有会费而没有行动基金；有战略目标、运作原则、大的活动框架，也有具体行动；但不搞谈判，不签协议，没有强制性；有君子协定，但无法律保证。它不同于欧共体，它不是由官方制度所“造就”，它是一个开放、松散自发形成的论坛；它也不同于WTO，没有谈判，只有协商，协商的方式是“非正式的”，结果也不具备法律性质。“投资贸易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是它的两大主题，“两只轮子”。

　　实际上，APEC十余年来，对协商方式的强调更甚于协商的内容和结果，协商方式更强调谈笑风生中的对话，这种对话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空间，成为国际组织的一种崭新的结构形式。“APEC涵盖了泛太平洋地区的21个国家，从人均GDP38160美元的日本到335美元的越南，有姓资也有姓社，有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宗教、民族、价值观相差悬殊。”张蕴岭说，“所以APEC不遗余力地提倡‘大家庭精神’，强调的是沟通、协商一致的达成共识；它终究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协商机制，它不具备采取共同实际行动的功能，而是达成共识后各自行动。”

　　“堂会”的意义

　　“如果从结果上看，APEC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做，没有签下任何法律性的协议。”张蕴岭说，“但APEC却给各成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隐性压力。”被经常提起的是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陷入僵局，APEC领导人会议呼吁所有成员努力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一个月后，乌拉圭回合就结束了。按照APEC的承诺时间表，发达成员到2010年和发展中成员到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即使以WTO的标准衡量，这都是具有超越性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看，很多学者都把APEC看作WTO的侍女。

　　从另一个角度看，APEC已经成为政治精英们最重要的放松对话的场所，它又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同。APEC中有2/3成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也有充分的发言权，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的场景不断。在王嵎生回忆中，1993年西雅图会议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安排了江泽民与克林顿的首次会晤。目前，上海会议让人们拭目以待的是，刚刚参拜了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如何在中韩首脑前下台阶，以平滑实现明年对华的访问。

　　对APEC的作用，张蕴岭的评价是“不能看高，也不能看低，不实也不虚”。也许这种每年一次的“堂会”作用，更像中国道家中“无为”、“有为”的玄妙关系：共识不能掩盖分歧，但终究要有共识；协商不能取代谈判，但沟通依旧是个前提；在国际事务日益细节化的时代，重新用理性界定公理仍是必要的。“无用之用”也许就是“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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