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

　　阅读提示：杨澜越来越火了。

　　对于敏锐的媒体而言，杨澜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名主持人，在主持人的光环以外，她还是申奥特使、中国最富的女人、香港上市公司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新浪 网的股东。杨澜的角色正在慢慢融合，既是电视媒体的从业者，又是职司创业的媒体英雄，角色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

　　采访手记

　　约了杨澜上午十点采访。准时，杨澜出现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幢红黄相间的别墅里。这是阳光文化在上海的一个分部，但没有挂阳光文化的牌子，杨澜说这是私人活动的一个地方，另有办公地点在别处。租金保密。

　　别墅很大，据说解放前是荣毅仁家的房子。里面的装修亦颇有欧式气派，外面的一缕阳光轻轻地打进来，壁炉、油画以及美丽的杨澜共同构造成一种诗意的情怀。杨澜一身淡黄色职业装。从年龄及容貌上来说，杨澜已不再年轻，毕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从职场经历来说，杨澜正是逐步迈向成功的花样年华。

　　杨澜坐在先生吴征的相片下接受采访。仍然是她的习惯姿态，跷着双腿，两手交叉在胸前，颇有一副成功职业女性的架势，而她言语中不时蹦出“我们是上市公司，因此数据不得不保密”之类的字眼。从这一点来说，她真的已经完全融入了企业家的角色中。

　　“以前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便经常接受采访；而且我也经常对别人做采访，因此我知道应该说什么，应该不说什么”，杨澜快言快语。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过去，采访者与被访者都很轻松，不像是严肃的财经对话，而像是两个熟悉的人在聊天，杨澜不断迸出的笑声调和了气氛。

　　“还有十分钟我要去赴另外一个约会。”她提醒我。在为她拍照的时候，杨澜说，“别看我当了这么多年主持人，但其实并不习惯拍照，不说话觉得很不自在。”但杨澜的笑还是很动人，令我想起当年她主持正大综艺的日子。

　　在临出门的那一刻，杨澜匆匆地对她的助理小姐说，今天是季羡林教授的生日，我亲笔写一份祝词，你替我传真给他老人家———季羡林是她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她的采访对象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副总理钱其琛、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澳门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国际传媒大亨梅铎、英特尔主席葛洛夫、著名作家查良镛……

　　中国最富的女人

　　刘晓庆曾经自称是中国最富的女人。没有人也没有数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有数据证明的是，日前中国官方首次就我国十省市高收入人士作出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富的女人是杨澜。调查数据显示，杨澜及其夫吴征以6400万美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而在去年11月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第二次为中国大陆五十名首富排定的座次榜上，杨澜同样榜上有名。32岁的杨澜及其丈夫吴征所持有的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为6400万美元，排在了第38位。

　　就像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令人震惊，杨澜在1999年9月辞去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时，同样令香港观众感到诧异，正当人们猜测杨澜会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时，她却以8.4亿的身价成为香港商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3500万元的资金，与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良记原是香港一家主营建筑的公司，经营长期处于低潮(根据良记22日收市价五角五分计算，当时杨澜以每股两分的代价收购良记)。3月17日，良记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公布了公司发展方向，建设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出任主席。8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共同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开播庆典。

　　由于人们对杨澜普遍看好，在股民的竭力追捧下，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市值在短期内一度迅速暴涨至8.4亿元。

　　一生不顺利

　　杨澜回忆自己最难最累的时候是在去年，当时她在怀孕，不敢将自己累着，怕对孩子不好。但当时刚刚开始买壳上市，营运、架构、节目、人员、公关等千头万绪。刚开始谈公司架构的时候，她正好刚怀孕，开会时都要跑出去吐，然后嚼两个口香糖继续开会。

　　“现在好多了，架构都搭好了，两岸三地的同事都有了一些默契，节目变成自动档了。香港台湾的主管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是学了GE的做法，是扁平式的管理，而不是像金字塔的管理，不是一级向一级汇报，各地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预算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就OK，可以拿奖金。相对来说，我也有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的节目，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间你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你没有把握住它，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机会年轻时该拚一下就要拚一下。”

　　即便成功如斯，但杨澜却觉得自己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点都不顺利。“顺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幸运的是每做一件大的事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比如去美国读书，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这些都是很大的跳跃。但在跳的时候都很不顺，现在回头看是成功的，并不证明我跳的时候没有痛苦。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没有得到发挥肯定会痛苦。因此，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

　　“如果选错了，人人都会对我说不自量力，失败了大家肯定会笑。笑就笑好了，但我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成功不成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是能够管理的。”

　　记者：现在的白领小资阶层流行一种说法，三十五岁退休，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杨澜：三十五岁我肯定不会退休。如果你只是将职业当成一个赚钱的手段，那么三十五岁赚够多少钱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累，你需要环游世界呀，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我喜欢做一点关于文化的事，我喜欢，没有办法。

　　知识改变命运

　　问杨澜什么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脱口而出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她说，具体有三件事情对她最有影响。

　　第一件事是她感谢父母，因为他们给了她长期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一个很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当时大陆都很穷，但我生活在这个有亲情有乐趣的家庭，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是很根本的，我不会有什么心理缺憾。”

　　第二件事是她进入中央电视台，有1000个人去考试，但她考赢了，这次考试不但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对生活的设计。原来她的理想是去一个国外的公司做金融贸易，就像她现在很多同学都在做的事一样。但她进入央视才发现传媒才是她最喜欢做的事。

　　第三件事是她去美国读书。“其实那时候我是没钱去美国读书的，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年，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出场费也很高了，但毕竟还是不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很感谢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他是泰国著名的华裔资本家，当时我做正大综艺的主持，跟他有认识。”

　　“1993年底，他说：‘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留学呀’，我跟他开玩笑，我走了这个节目没人做了。谢先生跟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的发展重要。我看到你有很多潜质，如果不出去就可惜了。只要你考取一个好的名牌大学，我就赞助你，我给你学费。然后我就问谢先生，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什么回报，是不是需要我毕业以后为你工作。他说不需要，我帮助过许多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至今我都非常感动，每一次他来上海或在香港我们都会碰面。也有人说我为正大做了很好的宣传，但我不这么看，因为他没有义务赞助我去读书。因此，现在我与先生在美国大学连续三年设立了一份奖学金，专门帮助大陆出去的大学生，负责一名学生的生活费和学费。就我们目前的能力来说，现在只能负责一个人，实在是太贵了，差不多要五万美金。这也是非常感谢谢先生。我通过这种方式也算是回报谢先生。”

　　记者：“那么你的先生对你不重要吗？”

　　“先生，当然重要了，他，还有两个孩子，在我生命中最重要。”

　　可怜的妈妈

　　记者：你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澜：“当然是与儿子在一起。儿子经常给我很好的启发。他现在四岁半了，经常问我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说早晨，我说妈妈要上班了，他说妈妈为什么要上班呀，我说因为工作也很有意思呀。他说为什么工作也很有意思呀，我说工作就是你妈妈做了一个节目，有上千万的人看到，多好玩呀。他说，为什么看的人多就好玩呀。我忽然发现自己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法跟他作了个解释，便改口说，妈妈去发现好听的故事，再说给更多人的听。他能够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我原来以为一件事是因为很多人重视，所以这件事才重要。但孩子让我明白，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所以才觉得重要。”

　　与杨澜这种说法相呼应的是，最近一本名为《好主妇》的杂志在沪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杨澜、韦唯、许晴是“最理想的新好主妇偶像”的主要人选。尽管公司在香港，但杨澜与先生吴征住在上海的时间更多一些。她说两边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他们愿意住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上海有助于小孩子的成长。而香港太拥挤了，都没什么地方玩，北京空气也不好，所以就将家安在这中间，但她去北京、香港的机会还是很多，差不多每两个星期都会各去一个地方。

　　杨澜是个恋家的人。她对记者说，“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相信，我和我先生没有太多的社交生活，一下班就回家。我们觉得工作也是社交。你会很少看到我们出现在一些派对之类的社交场所。因为我们觉得愧疚家里，所以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我与儿子的感情很深。我觉得不同的妈妈与孩子沟通的方式有差异。有的妈妈与孩子常年在一起，但不一定经常沟通。我走的时间比较多，但回到家里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好像总是要弥补，有一种愧疚感，所以跟他们在一起非常的投入。这次我在美国呆了两个星期，是我比较长的一次啦，我给孩子打电话，儿子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说没办法，没有航班还要等三天才能回来。然后他说，妈妈我很同情你，你太可怜了。孩子是要求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小孩子的智力不能够低估的。你与他在一起是不是全身心得在一起玩，这个他更在乎。所以我跟孩子的沟通很好。”

　　记者：你教育孩子的原则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从小到大受到规矩太多了，所以我不想给他们太多规矩，尽量多给他们自由，他要是将墨水画在衣服上手上，我不怎么说他的，给他束缚太多了，会限制他的创造力。

　　乌龟背兔子

　　阳光卫视去年的亏损高达6300万美元，当时不少媒体替杨澜把脉号诊。而局中人杨澜却不当回事，“这6300万是阳光公司成立之前到开播这段时间整个筹备的费用，其中包括很多设备的投资，比如我们在香港建成一个3000平方米的全数码制作中心，这大概就有500万美元，还有租用卫星的费用、人员的费用等。而频道在开播之前是没有广告收入的。”杨澜还说，“如果不是在做传媒行业，亏损6000多万就是巨额了，传媒行业半年仅亏损这么多，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福布斯》杂志还是将“阳光文化”列入全球最佳300家小型企业之一，并将其列入20家“未来之星”。福布斯强调的是未来。

　　刚刚传出的消息是，阳光卫视的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持平。杨澜对记者证实了这个传闻，她想对读者强调的是，“今年第一季度的广告收入比较好，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提高了五倍，达到了收支平衡。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卫星电视的市场规律需要3至5年甚至7年才能够持平，但因为我们有多种收入的模型，我们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全线持平。去年真正运营的资产只有一亿多，但我们今年广告的预定已经有了一亿多，所以从财务角度来说，今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地方。”

　　记者：阳光卫视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杨澜：我们去年上市时筹了三亿，去年用了两亿多，现在广告收入进来了，所以现在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们将自己的商业模型形容为乌龟背兔子，从一个传统的电视产业切入，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型及收入模式，虽然是乌龟爬得慢一点，但我们总是有一只兔子坐在上面，待时机成熟它就会跳出去。目前来说，我们投资量不是很大，很多资源都是自己的，只是在传统的媒体资源上再加工，从这一点，我们不像一个纯粹的IT行业，有那种烧钱的风险。

　　记者：阳光卫视主要的开支是什么？

　　杨澜：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制作节目人员的工资。在推广上是自负盈亏，电视这一块、发行这一块都相对独立。互相之间及与总公司的结算都有各自的赢利中心。

　　记者：阳光在这么快的情况下达到收支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杨澜：去年8月份阳光刚开播时，一些广告是赠送的。正式开播后客户才会慢慢投放广告，因此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了赢利。我们是上市公司，所以没办法向你透露具体的广告数额，但我可以说的是收入是去年最后季度的五倍。

　　记者：这种上升趋势是否只是一时的阶段性调整，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下降的趋势？

　　杨澜：我觉得以后也会是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下降。我们节目进入台湾市场，通常规律要给他们钱才能进入他们的频道，但我们恰恰相反，是台湾的运营商给我们钱，希望我们进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节目有竞争力。香港有线电视也做了一个调查，虽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统计，但在他们的所有节目里，我们的节目排在前三位。而我们节目是去年十二月刚刚进入香港电视的，所以我们觉得很不错。

　　记者：你们主要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广告，客户主要在香港还是大陆？

　　杨澜：我们的广告客户主要在大陆，超过70%都是大陆客户的广告。实际收看的用户也是大陆最多。

　　机会有多大就像一场豪赌，杨澜的商业机会到底有多大？在大陆目前卫星电视的开放仍然处于封闭期的情况下，阳光卫视的市场在那里？这是每一个采访杨澜的记者所关注的话题。

　　杨澜打了一个比方：有一个统计，做一个卫星电视，在大陆地区你的覆盖人口比例达到10%左右，这已经是最好的。而阳光卫视做专题节目，这些节目不像新闻性节目，也不会像即时性很强的节目，因此基本上主打的节目都可以发到各地的电视台。通过在各个电视台的推广，可以使覆盖率达到50%左右，这样对广告客户便有一个额外的优惠。他买我们卫星的时段还可以搭一段节目的时段，他的平台便跟着节目的平台走，而不是跟时段走，等于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优惠条件。例如《杨澜工作室》，我们就会挑一些适合大陆播出的节目，然后再卖给电视台。这是我们从一开始设立时便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完全依赖于卫星电视的开放。

　　不懂互联网

　　杨澜被炒得火，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去年的网络概念实在太牛气，而杨澜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则也沾了网络的光，杨澜甚至前不久被评为中国杰出的IT人士。

　　杨澜对记者讲了一个笑话，1994年她刚去美国读研究生，她觉得自己很可怜，根本不会用电脑，微软的视窗对她来说像天书。她惟一的电脑背景是，1990年她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完成了大学论文的撰写。后来为了发伊妹儿，她只能向美国的同学请教。

　　“网络的意义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信息。过去电视或其它可以垄断别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网络的互动模式给我们带来乐趣的时候，也同时存在一个危险，就是信息没有筛选，过于泛滥，准确性不可靠。”

　　杨澜担心的是，现在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你能相信一半就不错了。将来的媒体肯定要在这方面做到准确性，网络时代的信任感也很重要。而杨澜对阳光的IT定义是，做一个IT内容的提供商，而不是做接入网络的运营或网络建设。

　　“我们发现在宽频的节目制作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一个是我们的节目定位有优势，所有的宽带服务商都希望通过用户收费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商业模型，但你想如果一个观众能够在普通的电视上能看到这些节目，他为什么还要花钱呢？这些宽带的建造商在最后一公里突然发现他们没什么东西让人家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宽带上只有两种节目将来是有前途的，一种就是以点播的方式来看电影，一种是教育性的专题节目，实际上符合我们的定位，旅行、人物、历史、文化等。”

　　“我们一直在做文字和图像两方面的结合。台湾雅虎有一个频道整个宽频的界面都是由我们所设计，这方面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阳光定位在一个资料库的原则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发展出不同的赢利模式，例如最近我们刚推出了一套十本的系列丛书。网络与电视很快会合二为一，通过PC界面也好，电视界面也好，内容总是第一选择。这类节目取决于宽频的发展速度。今年宽频的主要服务商都说要达到几百万户，可以推测的是在三年后宽频会达到高潮。但即使是大的电视台，也没有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来迎接挑战，而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定位做资料库。所以才有很多股东来找我们合作。”

　　他们眼里的杨澜、阳光卫视

　　徐小明(阳光卫视集团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在阳光卫视，她只不过是把过去的艺术与商业揉合在一起而已。从主持人到商人，要面对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压力，这都是一致的。另外，杨主席很清醒，周围团结了很多专家和能人。

　　许戈辉(凤凰卫视主持人)：其实杨澜没有离开电视行业。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只是她生活、计划当中的一个步骤，所以并没有什么可惜的。

　　王长田(北京光电文化传播公司总裁)：阳光文化先期花巨资从国内外购进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其片库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且，阳光文化加大了投资力度，自身的制作能力日益成熟，阳光文化确实有望成为世界上一流的传媒内容供应商，单就这一点来讲，阳光文化与“网络时代，内容为王”的主流精神是相适应的。

　　丁俊杰(北广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阳光文化作为年轻新锐的外资媒体，本身具有资本实力雄厚、体制先进、专业人才充足等方面的优势，但其网络不全，客户不多，其节目也需要时间来让获得观众的认可。《国际金融报》(2001年09月25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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