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本报9月21日关于世贸专家的采访，程大为发E-mail给记者，她说虽然我没有参与中国漫长的复关入世谈判，但想以一个从国外归来有国际经历的人的眼光，让中国的百姓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WTO。更确切地说是我对中国入世之后的一点担忧。

　　-印度入世后没人会打官司

　　入世后，我们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国只是得到了参加游戏的入场券。

　　去年，我随中国教授代表团访问日内瓦WTO总部的时候，印度第一位驻WTO的律师讲述了印度是如何打入世后的第一个官司的。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没有能打WTO官司的人材，而请欧美大律师，一个上午就要1万多美金，实在请不起。怎么办？这位律师急中生智，花了较少的一点钱雇佣了WTO大律师的小秘书帮助提供信息。小秘书成天在大律师身边，耳濡目染，对WTO官司这一套早已烂熟于心，结果也照样帮印度人打了官司，而这位跟着学习的印度人就成了本民族的第一位WTO律师。这个“低价学艺”的故事反映出了发展中国家入世后在人材和财力上的尴尬。

　　印度是一个和我们国家发展程度、人口数量很接近也很相似的国家，都是人口大国，都是亚洲国家，从印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中国企业理解WTO的人不多

　　我的老师GEZA，是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鼻祖，他从政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发现多少年来WTO都是官员在谈，没有一个学者在谈，谈了40多年下来，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纸协议，没有形成一门学科，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材。

　　我从国外归来也是为了中国培养WTO人材。我现在感觉，在中国对WTO可谓路人皆知，我八岁的儿子也知道。但我再问深了，WTO对你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如果遇到了问题，如何用WTO去解决，那就没人知道了。中国谈了十几年的复关入世谈判，除了龙永图等少数官员，中国的WTO人材其实还是很少很少的。

　　今年4月份中日之间的贸易纠纷拖到现在没有解决，如退一步拖到中国入世之后，那么谁去解决？中国有没有一个重量级的英语说得特别流利的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法律，还要懂得日本的法律、WTO的法律。从不同的角度找出切入点，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人材滞后在企业这一级更为突出，你去企业看一看，理解WTO的人是很少的，我跑了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像宁波、厦门、上海都是私人企业最活跃的地方，但跟他们谈WTO都很茫然，虽然都知道WTO，但入世与我有何相干，都觉得WTO离自己非常远，摸不着，对WTO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感，这让人觉得很尴尬。

　　-世贸规则学不明白会被人欺负

　　这就涉及到多哈会议，如果多哈会议同意，下一轮全方面的会谈即将开始，中国作为正式成员国，在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要参与其中。WTO本身在努力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一是协议本身越来越具有公正性和法律性；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使每一个成员起码都能站到法庭上去讨回公道。对违背WTO原则的国家，这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

　　既然是中性的，谁都可以利用，你学的明白你就会占便宜，学的不明白就可能被人家欺负、玩弄，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不谈机遇挑战，只讲规则，讲究“抠字眼”。就说中日贸易冲突，如果我是其中的受害者，我要是懂规则，第一步我会分析政府如何反应这个案子，日本人有什么漏洞。他们入世之后第一次使用紧急性措施就选择了中国，这有什么背景？后来我读了日本交给WTO的一个初级裁定报告，发现日本人在这个报告中要求实施紧急性措施的论据是站不住的。有一个指标是中国的大葱进口到日本，造成日本失业率上升，但日本失业率上升可能跟你日本本身的经济形势有关，与中国大葱并不是有直接关系。因果关系并不直接。这时我就可以要求政府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实际上我们的政府也是这样做的，对日本采取了报复性措施。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对他这个裁定报告的了解。你要知道这些就会在各种贸易战中坦然面对。走到哪都无所畏惧。

　　-决议草拟好了，代表一无所知

　　1999年我作为WTO的工作人员参加了WTO西雅图会议。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平衡。

　　参加会议的人员其中罗马尼亚去了3个人，非洲一些国家就一个光杆司令。中国作为观察国去了23人，美国去了100多个，日本去了88个政府代表，还有一个大的企业财团近200多人。

　　让发展中国家代表感到意外的是，会议日程和内容的变动根本不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决议都草拟好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竟然一无所知。

　　去年我去日内瓦见到WTO总干事穆尔，他也承认这个问题。WTO一般每年平均2000多个会议，每个工作日召开10个会议，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根本没有能力去参加所有的会议。WTO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但进入WTO思想上要有准备，我们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做准备，从这个代表人数上大致能反映出来中国其实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位置。我们有差距，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后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双边到多边入世只是第一步

　　穆尔跟我见过几次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最深，他说中国入世之后最不适应的是从双边到多边的不适应。中国以前没有参加过区域性协定组织，只有一个APEC,还是论坛性的组织，不是实际的经济实体。一直比较习惯双边的经贸关系的中国，到了WTO之后要面临一个多边的环境。比如说如果中国这个灯泡有倾销问题了，美国起诉了，紧跟着欧盟，十几个国家，第三方也都会过来一同起诉，要面对许多国家的利益要求。

　　这要求做这些工作的人要同时懂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的法律，你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中国的外交家，中国的企业也要学会在多边的谈判中“结盟”，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某一方的问题。中国入世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龙永图已经签了字，企业的目光要深下去，要把目光转向务实。谈如何在这种条件下玩这些东西。

　　-文／本报记者贾红兵

　　-背景资料-

　　程大为博士，女，33岁。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教师，国际商务外交项目中国中心执行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进修、学习，并获美国商务外交硕士学位。1999年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工作人员参加了WTO西雅图第三次部长级会议。2000年作为首届中国教授代表团成员访问WTO日内瓦总部。已经发表和WTO相关的论著30多篇。《经济日报》WTO案例专栏的专栏作者。创办中国第一个培养WTO人才的研究机构“国际商务外交中心”和WTO资料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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