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崔丽 李会

　　主持人：有消息称，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已经进入修改程序，处于实质性的运作阶段。除却那些复杂的税务政策及税收理论，普通百姓对《个人所得税法》的关注，更多聚焦在“扣除额”问题上，即人们通常所称的起征点。

　　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为400元。90年代中期我国进行了税制的重大改革，调整并扩大了征税对象的范围，起征点也由400元上调到800元。目前800元的“扣除额”是全国一道杠。但人们对个人所得税法不公平的议论，似乎不单是这800元起征点的高低。

　　沙龙在座：

　　穆木 女 32岁 自由撰稿人

　　李冉 女 28岁 国家公务员

　　张星河 男 37岁 社会学者

　　白而强 男 58岁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穆木：我认为，合理地纳税，是社会机制日趋科学化的必要环节，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目前，人们的就业及收入渠道愈加多样化，各城市间、城乡间甚至男女两性间收入都呈现出很大差别，再实行全国一道杠式的统一征税标准，就显得不够科学合理。说实话，目前800元起征点对单靠工薪养家、吃饭的纳税者来说的确负担过重。刚刚公布的深圳最低生活保障费都400多元了，这样的人再有点糊口的收入，就让他成为纳税人，他肯定心里一百个不平衡。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中大量各色收入却在神不知鬼不觉间落袋为安，根本无从查起。所以不仅仅是起征点高低，更大程度上是这种有疏有密的税收网引发了人们对个税不公平的愤愤然。这种倾斜就如同，有的人承担了献血的义务，但另一部分脱逃者却安然地无偿享用这些血液。在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体制内，公民应该共同付出、共同享用。

　　●李冉：对于交纳个人所得税，我始终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什么时候交、该交多少，都由单位代劳了。况且额外高收入的馅饼不会砸到我头上，所以从来不用为纳税申报、偷漏税而担惊受怕和烦恼———没这个机会。税务部门对我们这样体制内的人收税很容易，可对一些高收入者收税好像特难。

　　既然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纳税收税就应该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但税务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管和处罚不得力。前几天，电视上报道某地方把知名演员组织在一起，为使他们自觉纳税，又是聚会又是演节目，好像交税还得人哄着。为什么某歌星两次偷漏税，表面上悔过一番竟然还能再登台。这在国外早就判刑了。依法纳税若只针对老百姓，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平。

　　●张星河：对于税收，国人似乎历来有种对抗情绪，古时即有“苛捐杂税”一说。我在美国读过书，其税法极其严密，税种繁多。在美国还有专门的税务律师，一个大公司的律师中，有三分之一的律师处理税务方面的事务。美国人纳税意识普遍很强，不仅在于他们收入普遍偏高，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作为纳税人的主体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纳了税是国家的主人，能对国家财政开支、预算进行有效监督。

　　国民纳税意识不强，把纳税当作负担，这不单是观念问题，我认为这和纳税人主体权利行使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有义务就应该有权利，但现在更多是宣扬纳税义务，而对其权利多有淡漠。所以，如何增强财政开支、预算透明度，扩大纳税人知情权，政府应承担更多的义务。

　　●白而强：现在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讨论沸沸扬扬，我注意了一下，无论媒体还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纠缠的都是“扣除额”，即通常所说的“起征点”高低问题。有人建议抬高个人所得税门槛，以1500元甚至2000元、3000元为起征点。低的提议取消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把个人所得税列为共享税，对全部收入征税，哪怕一角五分也好。

　　可是我感觉这两种思路都有问题。抬高起征点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心灵抚慰，实际的可能是仍然收不到该收的个税。实行普遍征税也是道学家理论上的一厢情愿，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原则，起不到个税调节收入高低的作用。我认为个税逃漏税情况严重，各种所谓黑色、灰色收入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即现金流转量太大，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也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的表现。目前对个税的调整应从改革现金流转体制入手，制定相应配套措施。

　　我国居民身份证即将升入16位，这使建立个人惟一信用收支制度成为可能。个人收入多渠道化不是件坏事，有了这个从出生伊始即具备的信用收支号码，甭管红色、黑色还是灰色收入，都进入这个号码，就至少不会有“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贵族”的非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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