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

　　--继续执行“两手政策”，重在增强“第二手”的力度，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

　　--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

　　--改善政府监管

　　--确立法治

　　1997年末，由于国内一些因素的变化，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催化，中国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活动放慢的病象。从1998年初开始更进入了通货紧缩，即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状态。需求不足和产品滞销与企业利润减少和紧缩开支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衰退的经济措施。到2000年初，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积极的变化，2000年实现了8%的GDP增长。

　　目前，虽然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经济好转的性质和深度还有某些分歧，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经济走势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一点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分析这一转机的前因后果，以便决定今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措施。而在推动经济转机的原因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认识，从而对今后的政策着力点有不同的想法。

　　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促成经济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政府在过去三年中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元的国债，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再配合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增加了需求，拉动了增长率回升，今后仍然主要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第二种观点并不否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扼制经济下滑中的作用，但是认为仅仅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的需求政策并不足以造成经济发展态势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在2000年出现重大转机的原因，从政策层面说，不能仅仅归因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张性的需求政策，而应归因为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2000年的重大转机，是“两手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我个人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第一，仅靠每年区区一千几百亿元的财政投资并不足以拉动总额每年高达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需求。第二，财政政策除了有它的正面作用，还有它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一是挤出效应。政府财政投资的实质，是借用民间的资金来投资，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资的财源，会相应减少民间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二是大部分的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规模太大，持续的时间太久，会造成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第三点更重要，这就是长期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债务是需要归还的；财政投资的主要范围是公共基础设施，其赢利水平比较低，回收期又很长，这就要用税收收入来偿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税收增加势必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从短期来看，财政投资的积极的效应大于消极的效应，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拖得太久，它的消极效应就会变大，甚至超过了积极效应。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放慢的情况下，提出了除采取扩张性的财政等需求方面政策外，还应当采取发挥企业活力的供给方面政策的主张。

　　这里需要对“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概念做一点说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遇到经济不振时，通常都采用凯恩斯主义者所倡导的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直接扩大需求入手拉动经济回升。在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运用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是70年代一批号称“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supp ly-s id e e-con om is ts)提出的。当时，这些国家在战后一直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出现了失灵，并且导致停滞与膨胀两症并发的“滞胀”(s tag fla tion)。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坏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增大投资积极性。1980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相继执政。他们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里根总统则采取了降低税负、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发挥企业的活力。事实说明，这一套政策在恢复英美企业的竞争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解除对民航和长途电话的管制以后，资费持续降低，服务大为改善。许多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这正是90年代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和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的微观基础。

　　不过“供给方面的政策”对于大多数中国官员甚至经济学家都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因此采用这种政策的主张并没有在经济学界取得共识，更不用说成为党和政府的正式方针了。

　　幸运的是，中国改革自身逻辑要求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成为我国改革迈向新阶段的里程碑，此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焕发了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

　　(1)十五大否定了从苏联学来的并且长期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家所有制”的教条，把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经济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把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这些写入我国宪法的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宪法基础。

　　(2)为了给国有企业每年数百万下岗职工创造岗位，从1998年中期开始政府陆续采取措施来解除对民营企业的束缚，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比如为缓解小企业融资困难，商业银行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建立为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或者公司等。

　　(3)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了“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必要性。这样，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中小企业和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摆脱了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束缚，改制为真正的企业。

　　(4)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快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在这以后，采用了行业改组与企业公司化改制相结合的方法，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进行重组，大致做了三件事：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通过重组过的公司在国内外证券市场首发募集和上市交易，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把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不过由于国有企业有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而且大企业一般存在“船大难掉头”的问题，公司治理的某些重要问题就难于马上得到解决，所以对大多数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大公司提高效率、增加盈利的效果还不能估计过高。

　　江浙的启示

　　另一方面，上述发挥企业和企业家活力的措施在民营中小企业中见效却比较快。在上述措施得到比较好的落实的地方，很快出现了一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大体形成、GDP的年增长率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就业情况良好的大片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这三个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27%、民营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省份，2000年就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

　　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和台州两个专区早在90年代初期私人业主的积极性就已经得到了发扬，因而那里企业家的精明的商业计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早就在全国闻名。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它们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1997年以后，浙江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过衰退，2000年以后经济更加繁荣。

　　江苏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一些曲折。它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曾经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过去每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走在前面，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复苏，可是由于苏南这种由基层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在最近的一次经济波动中，它不仅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在了后面。最突出的是1998年。当时为了抵消出口需求减少带来负面影响，要求争取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20%。可是执行的结果，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财政投资的支持下增长近20%，全社会的投资增长却被集体经济3.5%的负增长拉了下来，甚至没有达到增长15%的最低要求。不过好在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在1998年、1999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苏南的县市领导和一般干部只好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向搞的好的地方学习。于是干部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到温州、台州去考察。通过学习交流，他们从善如流，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乡镇企业的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企业的活力得到了释放，2000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江苏从来在吸收境外投资方面走在前头，近年来在中新(加坡)合资的苏州工业园区全套引进新加坡的“管理软件”的带动下，苏州、无锡等地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所以境外客商蜂拥而至，进驻非常踊跃。甚至一部分南方的外资企业也闻讯迁移过来。所以这个地区的发展正是方兴未艾。

　　可以说，发挥企业活力、启动民间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投资增长的中心环节。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其他许多长期困扰不少地方领导的问题如城市失业、农村偏枯、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等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

　　今年上半年浙江等省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其中像浙江这样的先进地区具有极大活力的企业经营活动更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动向，具体表现在：(1)发扬企业家精神，把生意做向世界，力求做强做大，创造自己的名牌。(2)把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与高素质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显身手。(3)投资兴办运用新技术的私人农场，从事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据统计，全省这类投资已超过100亿元。(4)通过企业家投资办工业、办商业的办法参与西部大开发，创造了一些很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

　　以上情况说明，在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的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近期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有了完全的保证而不存在任何问题了。首先，各地区贯彻执行发挥企业活力的方针的情况差别很大。从全国情况看，我们还面对着多方面的巨大挑战。首先，20世纪留下了尚未解决的六大难题：一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有企业有大量下岗职工需要分流；二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三是农村巨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农民贫困状况未有根本改变；四是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广大地区有待开发；五是行政机关对企业微观干预仍广泛存在；六是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有较大距离。其次，21世纪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一个是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机遇更是挑战，不面对是不行的；一个是网络经济的冲击，网络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更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冲击也不可低估。此外，对外经济关系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美国和世界经济放慢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会在今后几个月中逐步显现出来。

　　六点政策建议

　　在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取决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继续执行“两手政策”，重在增强“第二手”的力度，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在供给方面活力确实有了提高的前提下，相机减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

　　(2)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内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启动民间投资；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扶持高新技术新创企业的发展。

　　(3)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后进地区落实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方针；在后进部门加快国有经济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进程；在股份制银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县域金融体系；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

　　(5)改善政府监管。必须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审批和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精简党政机构，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监管框架。

　　(6)确立法治。按照十五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在全体党政干部中进行法治教育；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体系；确保党政机构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和依法行政；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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