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文

　　张五常在治学从教之余，写了大量随笔，这些随笔，跟学问有关，跟教育有关，也跟兴趣爱好有关。

　　张五常广泛而不肤浅的爱好，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治学境界。身为大学教授，能够服 众的无非两条，一是教学，二是研究，即所谓做学问。张五常说自己是“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最佳是在加州，最劣是在香港。之所以成最劣，他自己的解释是：一、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二、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三、读物指定之后，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教师说什么的；四、认为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应该跟着老师的思路去想。譬如教经济学，重点不是教经济学本身，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五、不喜板书，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悉听尊便。

　　事实上，这是需要实力的教学，只有那些教育口的机械管理者，才一味强调统一与所谓量化。试想三四十年代的那些至情至性而又学问斐然的教授们，个个风骨挺然卓然，令人缅怀不已的，不正是他们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气质与面目？张五常说：“我曾多次批评香港的教育制度。这制度使学生们养成求考试及格而不求知识的习惯。他们要老师像教幼稚园那样扶着他们。讲义要清楚，大纲要固定，什么要读，什么可以不读，要说得明明白白，考试的题目会如何如何，问题要如此这般地作答等等。”张教授描绘香港教育的图式，移作大陆，何其相似乃尔！大学是高等教育，学生的所学成功与否，并不在记住了多少书本上的定义、定理、公式以及各类条文，而我们的起码本科教育以下，基本是数十年不脱死记硬背的窠臼。为考试而学习，为毕业证与学位证而学习，是普遍现象。如今媒体互相学习，香港电视有“百万富翁”，大陆电视有“开心词典”和“幸运52”等，个中的题目绝大多数是记忆而与思考无涉，譬如某届总督是谁，南昌是哪个省的省会，某组词中三点水的字有多少，(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知识，譬如“茶楼酒肆”的“肆”是⑴招牌，⑵铺子，⑶幡，这里就牵涉到中文的组词规则)把其看作“开心”真是恰切。联想到我们的考试，有许多的作弊之说，其实，真正优秀的考试，我以为大多数应该是无弊可作的，亦即让你翻书都翻不到或者翻不赢。张五常认为，一个教师的教学成绩，唯一可靠的准则是视乎他的学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这可以用一句话近乎谐谑语来表述：“高徒出名师”。这里比较难区分的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别，同样天分和勤奋的老师，面对不同基础素质的学生，效果当然会不同。正如人们所说，北大、清华教不出好学生才是没道理，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知名品牌，轻松地把各省的尖子都“收割”过去了。

　　学术衡量受诟病由来已久，尤其是文科，不依文章质量，而依所谓刊物“级别”，某一个“级别”刊物，又很受圈子、门户、编辑识见以及经济因素制约，质量云云，就真是欲说还休。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仅是大陆甚至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张五常说：“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他不说，可是要“上进”、晋升的人会去打探、钻研，由不得过来人的一翻苦心相劝也，什么板凳一坐十年冷，用张教授的话说，是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他们宁觉一万年太久，出名要趁早！张教授建议，针对目前香港的情况，比较可取的评审学术的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品评，五年办一次。把未经发表的文稿作为可选，是大好事，事实上，各学科“级别”高高在上的刊物也就是一二家，实在是小小河流，容不得千帆竞发。但是，单就破除非铅字文稿不能居上流的陈习，就大不易。

　　一个人的识见，总是和他的人文科学素养相关联，还可关联的有二，一是跨过专业边线的识见，譬如一个搞经济的或搞科学的涉足对文学的看法；再一个是兴趣广泛而又绝非泛泛者的识见。张五常在这两方面都占了上风，再加上他是一个毕见性情的人，他的各类看法，就有趣而别开生面。不苟流俗而又言之成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表述。

　　张五常也是一个金庸迷，因为喜欢，便呵之护之，不满意金先生回应王朔的《我看金庸》，认为他应该像他自己所说：“八风不动”。如然，金先生也就庶几近之地成了古侠了。“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不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来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好个背他一千几百首，我的一个同事，给理科上文科公共课，感慨座下大学生，连短短一首王之涣的五绝《登鹳雀楼》都背不出来。

　　美国富可敌国的微软，在跨世纪的反垄断官司里，被法官逼得无路可遁，一时媒体竞相瞩目。张五常认为，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永远都是武断，很有点乱来。微软赚钱太多，钱多招妒，可是在反垄断法中，赚钱的多少，并不是构成垄断之判断的理由啊！张五常遗憾微软把软件连带硬件一道出售，可以防止软件被盗版与盗用，这是一个重点，微软却没有疏漏了这个明显的为自己一辩理由。垄断的成因有多种，像天才的发明家、歌星之类，都应该保护他们的“垄断”，“据我所知，赞成自由市场、高举竞争的有道的经济学者，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管制牌照数量，或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张教授为何屡屡吁请中国取消包括所有外汇在内的一系列管制措施了。管制滋生特权，特权滋生腐败，这几乎是不依人的意志、道德观念为转移的铁律。管制越少的国度，一般地说来，滋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少。这其实也是中国需要加紧进入世贸组织的原由之一。

　　1985年2月，张五常在《信报》发表一篇文章，题曰：《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对独生子女家庭，表示某种担虑，“长此下去，一二十年后，中国的青年都没有兄弟姊妹。再过些时日，所有的人都没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个人都举目无亲！”他感觉这种“举目无亲”的状况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因为有血亲，相亲相爱而后有天伦之乐。父亲可以为儿女牺牲一切。“愿意牺牲而不需要牺牲，不亦快哉！……就是中国数十年后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没有天伦之乐又有什么意思呢？”

　　张五常当然应该知道，中国目前的人口压力之大，足以把不发达的生产力之增长数全抵消。独生子女不仅于家庭也于社会肯定有负面影响，但是这是过去多少年无节制生育的不能不面对的后果，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的选择。刻下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是高学历者不可能多生育，另一方面，“超生游击队”不绝如缕，他们子女的教育状况堪忧，以至人口质素无从得到保障的群体在不断扩大。

　　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张五常提出如斯观点，倒确实令人沉重：“天伦之乐是天生下来应有的权利，是维护生存的要素，是一项重要的财富。量度这财富，只能从愿意牺牲而不需要牺牲的角度来衡量，不能从国民收入或物质享受反映出来。”

　　面对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仔细检讨与品味的失误，真不少。

　　2001年秋于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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