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韩彦 近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起广泛的关注。报道称：在西部大开发中，四川等地区招商引资开发势头不错，但不久之后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新问题，即招商过程中，许多在东部被封杀了的“垃圾企业”纷纷西进寻找生路。去、今两年，一批明令淘汰或禁止投资的设备、工艺、产品、技术落后的企业纷纷在西部一些地方开工建设；不少污染企业也大举向西部转移，某些地方甚至还在酝酿新建或扩建“化学城”、“陶城”、“造纸城”、“芒硝城”等污染项目以发展地方经济。对此，四川省决定严厉制止“引资引污”倾向，并且已 付诸实际行动，堵住了1000多个打好包裹准备迁入西部的“垃圾企业”的入川之路。对于这件事，国家环保系统的机关报《中国环境报》也做了报道。

　　令人不解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在西部开发之初就曾联合发文，严禁污染企业向西部转移，不能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那么这些企业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拔足西征呢？

　　在责怪个别经营者唯利是图和个别地方官员头脑不清醒的同时，我们不妨做一下换位思考，对于西部地区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究竟是造福子孙的环保大计重要还是眼前的吃饭穿衣重要呢？于是，在情与法、长远与眼前、发展与环保之间，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专家，都在探寻一条最好的路子来解决东部与西部企业之间的交叉互融，形成一个健康的流动渠道，既振兴落后地区，也保障可持续发展。

　　东部企业

　　流向西部的驱动力何在

　　前不久，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专家们对西部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清点。从地理上看，西部既不临海又少公路，生产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过高，产品没有竞争力；从资源上看，西部地貌复杂、矿产资源丰富，但综合利用程度低；从市场角度看，今天的西部面对是一个几近饱和的市场，在这一点上，它的机会无法与东部当年大发展相比，东部的发展正赶上短缺经济的转折点，市场庞大，人们购买欲旺盛，今天的西部缺少这样的机会；从企业层面看，西部的企业中军工产业和第三产业占的比例比较高，第三产业主要是建立在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直接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科技推广服务、咨询业、教育等发展严重不足，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这样的前提下，吸引赢利型的企业到西部发展的驱动力就很有限了，最容易被吸引过来的是一些在东部失去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因为过不了环保关而被东部淘汰下来的。例如造纸厂，如果按照国家要求，在“九五”期间都要实现达标排放，因而不仅需要一次性投入很多资金建设处理设施，正常运转的变动成本每吨废水还要增加1元左右。对于本来利润就不大的小型造纸企业来说，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是致命的。一些企业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环保意识低于招商意识的西部。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几年前就一直在研究西部开发的难点与解决办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深有感受地说，从理论上讲，除了中央指示对口支援的行为之外，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产业之所以能向西部转移一定是在市场之手的操纵下进行的。这里面的驱动因素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看重西部较为短缺的消费市场，西进建厂节约产地到市场的运费；其二，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要素成本逐年上涨，如土地、工资、环保等方面，有些因为环保的原因甚至被政府强令禁止；其三，办企业就要讲成本和利润，在西部，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运输成本高，唯一的优势是人力成本低，但人员的素质不是很理想，不具备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条件，只适合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而污染也主要是与这样的产业相联结。

　　据陈栋生介绍，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招到一个项目是很难很难的，在就业和温饱面前，当地政府就难免来者不拒。当然，还有一些地区由于讯息的闭塞，在转移之初根本不知道要来的企业是高污染的“垃圾”，等到发现危害，已经为时太晚。

　　西部的落后

　　使环境幸免于难？

　　无论是西方国家工业时代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起飞阶段，用于环保的费用都很低，可以说，几乎就等于零，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如今开发西部地区时却不得不将是否符合环保要求当成招商引资的重要否决因素，这样看来，似乎命运对西部有点不公，但西部地区是中国的水源地，承载着哺育整个中华民族的重任，可以说，它工业水平的落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使我们因祸得福。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副司长何报翔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如果上海排污，直接可以流到大海里，如果江苏省内企业排污，污染的是其下游的几个县市，但如果青、藏、川都排污，下流的几个省就会遭受危害。因此说保护西部植被和水源的清洁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存亡和今后几百年发展的大计。”

　　另一方面，那些跑到西部淘金的“垃圾企业”多数是在对西部资源进行毁坏性的开发。据环保总局监理稽查处处级调研员陈善荣介绍，陕西、贵州的一些土法采矿，老板只为了赚几万元，没能力综合开发其中的各种稀有资源，只是挖个洞淘走一小部分矿产，其余的就都当作矿土散落于山野，既污染了周围环境水源，又严重浪费了矿产资源。由于我国对企业的经济评价体系中未考虑其对环境的损害问题，使很多企业将利润建立在对生态的破坏上，而其赚取的利润与间接导致的洪涝、风沙、污染等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专家组成员曹建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现在从全国、全世界来讲，在核算经济活动的时候，一般只核算经济增长或经济收入(National income)，没有一个全面反映经济成果的完善的核算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可能经济收入是增长了，而经济财富(National asset)并没有增长，甚至经济财富损失了。也就是说，也许一个地区GDP或GNP增长了，但是资源和环境却被破坏了，从经济价值或经济财富上看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在西部大开发中就必须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要投到生态和环境的治理中，那么，这个部分如何进行核算和评价？这往往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改善投资环境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形成长久良好的投资环境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因为，投资环境不仅仅是获得经济回报的条件，而且是涉及能否持续地获得长期经济回报的条件；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条件，而且必须包括生存和生活的条件。所以，良好的投资环境绝不是对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利益行为的宽容，而是要保证以持续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吸引持续不断的投资。

　　环保部门因何有法难行

　　按理说，即使一些地区因为急于脱贫而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纳“垃圾企业”，但这些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要通过省里立项并进行环保部门的审查才能建设开工，只要省环保部门一夫守关，污染企业有天大的本领也是万夫莫开的。但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据何副司长介绍，由于我国环保管理体制上不是纵向管理而是采取条块分割形式，使得地方环保部门权力受限，视听闭塞，对于破坏环保的项目很难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只能采取突击性检查，事后罚款查办的方式进行监管。

　　就拿四川省来说，新华社早已刊出了垃圾企业西进的消息，而《中国环境报》也已对此事做了更深一步的报道，但当记者将电话打到四川省环保局时，除了有人看到环境报的报道以外，竟对此事毫不知情，而与西部开发招商工作有关的省计委、经贸委、经济协作办公室也均称此事不属于自己负责的范畴。那么那些有污染的企业是如何进入到了西部腹地开工生产的呢？这不免让人产生很多猜测，是不是有一些立项可以绕过一道道关口而直接到达了某些经济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地区呢？环保局的官员认为有一些企业可能根本没有报批立项就自己偷偷搞上了，特别是西部地区，交通闭塞，给查处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环保局的陈善荣处长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查处一个建在深山中的土矿，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手足并用地爬过矿洞背面松软的土坡。而地方环保部门下属于地方政府，只有罚款权，没有令其停产的权力，因此，尽管有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但真实执行的时候，还要看地方政府的脸色行事，自然不会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了。

　　何报翔认为，在现行管理机制下，污染的反弹和垃圾企业钻空子的行为是必然的，在一些不发达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利税可能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几分之一，从局部的经济利益出发，在利益驱动下企业与政府很容易达成默契，环保部门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的企业不同，国外的企业不是政府的附属物，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生存，而我国的企业与地方政府有着无法分割的“骨肉亲情”，污染不达标就关闭的政策在很多地方根本行不通。他举了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例子，一个有4万名职工的国有企业，污染大户，你让它停产，这些职工面临全部下岗，地方财政就要崩溃，社会稳定因而不保，可是你管不住它那三个大烟囱，又有什么理由去处罚别的小污小染？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环保总局的专项行动组都束手无策，更别说地方环保部门了。

　　引资与环保有没有两全之策

　　俗话说，无工不富，从西部的各项条件看，最适合从东部转移过去发展的是一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企业，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快地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但这样的企业在生产中几乎不可能不排放废水废气，没有排污就没有发展，花钱治污又会令企业背上包袱而想方设法逃避，这一对矛盾真的无解吗？

　　陈善荣处长告诉记者，治污不单是一种生产链外的额外开支，也是可以治出效益来的。何报翔副司长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宁夏——所有的新上项目、改造项目都要经过环保部门的预审，这种从事后管理到提前介入的改变不仅可以有效地引进优质企业，要生产先治污，生产设备与三废治理设备同步开工建设。此举不仅能有效筛掉想钻空子的“垃圾企业”，还减少了资源与投资的浪费。他还举了银川市一家铁合金厂的例子，以前该厂是大气污染大户，投入4000万元治污以后，每年能从废气中回收5000吨二氧化硅，增加收入1000万元，利润400多万元。

　　但这样的企业毕竟有限，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方投资条件比银川这样的省会城市差得远，很难吸引民间资本。面对西部开发招商的困难，一些专家在提出种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医药产业等解决方案的同时，也进行着另外一种思考。

　　据了解，我国在环保排放监控上采取统一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是最低标准，现在一些东部地区越来越意识到投资环境中生态环境的重要而纷纷提出更高的标准，但对大多数地区来讲，还是没有太大差别的。长年奔波于西部几省的陈栋生深知西部落后地区吸引企业落户的艰难，根据深入实地研究西部区域经济多年的经验，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陈栋生认为：“就目前西部地区的状况来看，能够令东部企业自动流过去的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都太少，如果我们的环保部门不把工作做细，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定条件制定环境控制政策，可以说多数正在转移中的企业都会转不成。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放宽对环境的保护来换取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可以请专家共同细分自己的环境优势。比如，一个地方才5万人，地广人稀，对大气污染的消化能力就比较强，在废气污染指标上可以降低一些以吸引相应的企业。”他建议，在人口密度小、大气质量好，但内陆河流多的西北部地区，可以容纳一些有噪音和废气污染的企业，但坚决拒绝有废水污染的企业；而对于雨量大、人口密集的西南部地区，则只能适当转移进一些有废水排放的企业。如果国家能制定略有差别的控制标准，使东西部形成一些落差，企业自然就会实现健康转移，同时也便于监控。否则，你不让转，我偷着转，可能造成的环保隐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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