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翟明磊 杨海鹏

　　《南方周末》：“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当年齐名，时至今日，“温州模式”显示了新的活力，“苏南模式”实际已经终结，为什么两种模式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吴敬琏：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这曾是两个齐头并进的模式。一个是主张集体企业发展，一个是主张私营企业发展。这两种模式在早期各有优势，但苏南不少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它本来也有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底子，越来越像国有企业，最后变成“乡镇长企业”。

　　《南方周末》：家族企业在温州占了绝对优势，离开家族企业谈温州是不可想象的。中小企业是温州的主体，却能与美日企业群相抗衡，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我仔细看了你们的报道，我同意小型家庭企业在竞争力方面是有优势的。温州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但适合温州的不一定适合全国。

　　企业有三种基本形式：单个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企业形式无所谓高下，只要在当地管理交易成本最低就是好形式。对于公司制，华人圈开始时通常采用家族公司制，靠血缘来维持。这类公司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里，是有存在意义的。但当创始人故去，常常会发生经营上的问题，就应当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首先是要加大职业经理人的作用。

　　另外，民间金融的确是有存在意义的，我们在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也要放开中小金融机构。

　　《南方周末》：我们观察到，温州政府早期因无市场经济经验而无所作为，经委主任曾焕永称之为“因无能而无为”；之后形成自觉的无为状态。但在1995年左右，政府通过土地批租介入经济活动，从而也出现了官员因经济问题受到查处、资本外逃等现象。

　　吴敬琏：我对无为是持保留态度的。政府在某些方面应当有为，如营造环境，维护信用……对于政府而言，应当有为的地方无为，应当无为的地方有为，是不妥的。浙江查出三个县级市政府被黑社会和流氓头子控制，温州就有两个，不能不说事出有因。

　　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两种过渡：一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内地有很多地区正处于这一阶段。另一种是由原始的市场经济，即靠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过渡。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法治既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也约束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温州还没完成这个过渡。

　　《南方周末》：现在温州的成绩已被公认。鲜为人知的是，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您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学习温州成为风尚。您为何推荐温州？

　　吴敬琏：国家经委主任曾培炎，之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称“去晚了”、“吓一跳”、“想不到”。之后，国家经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启动期间，全国还在“保八”，而当年上半年温州工业增长12%，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惊讶的。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结论：在一些地区，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他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没有下岗人员，浙江全省也只有数万下岗工人，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