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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巍 实习记者 张 迪
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敏感的时刻。
一个月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人民币汇率报复”提案，威胁中国在6个月内调整汇率，否则向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中国不能轻易答应美国要求，因为一旦屈服以后很可能制度化。”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博士说，他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应旗帜鲜明地明确自己的目标，即首要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汇率。
但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民币汇率争议，中国需要赢得汇率调整的主动权。“博弈论里有个很有名的理论：放弃部分自主权会赢得更多的自主权，”何帆说，主动在适当时机调整政策，传递信号，“大家才会相信你握有主动权进行调控”。
数年来，何帆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中国汇率问题，他不同意金融体系不健全会成为汇率调整的“死穴”，他更不同意先建外汇市场再动汇率的论断。他的看法有些与众不同，甚至激进，但不失睿智，也许我们需要这样的视角。
掌握汇率主动权
《21世纪》：目前美国参议院已经就人民币“汇率报复”提案，您认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汇率报复的可能性大不大？
何帆：从目前看还不是很严重，因为还没有列入到美国某个法案里面，没有实质性进展。但现在美国国会已经在开始定义什么是汇率操作，如果做出定义后，就会像对付反倾销一样，可以以操纵的名义进行制裁了。
美国国会经常有意识地以汇率作为武器，汇率报复事情确实经常干。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过程；第二次石油危机，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1980年代广场协议等等。因此从历史来说，美国还是很有可能实施汇率报复的。
调整美国贸易逆差美国有三种选择，其中，施压让别的国家调整，承担全部成本，对于美国显然最好，它当然愿意这么干。
《21世纪》：对于美国的“汇率报复”，中国有哪些应对措施？
何帆：我们要做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国际舆论上以正视听，说明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中国不应对美国经常帐户逆差负责。二是不能轻易答应美国要求，答应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答应了美国，还有欧盟、日本，最后就会很被动；一旦屈服以后很可能会成为制度化。另外，国内压力也会很大，为什么屈从美国呢？(一旦屈从就会)影响到政府宏观调控的自主性。三是加强区域合作。很多国家都面临与中国相同的问题：外汇储备高、对美国出口顺差。中国独自行事，成本很高，但由一个集体来做，成本就分散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出现就是为了对抗美国的压力。
《21世纪》：但同时您又认为现在是调整汇率的一个好时机，那么中国该怎样操作才能避免后患呢？
何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在国际上树立目标：中国首要的是国内的货币政策，而不是汇率。第二，中国汇率政策目标很多：宏观经济、汇率稳定、就业、与美国关系等等。多重目标集中，就会受到相互牵制。在博弈论里有个很有名的理论：放弃部分自主权会赢得更多的自主权。第三，主动在适当时机调整，传递信号，大家才会相信你握有主动权进行调控，而不是被压得不得不动。
《21世纪》：欧盟和日本目前对中国汇率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好像并没有美国这么积极？
何帆：欧盟也会给中国压力，但与美国把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不同，欧盟认为大家都得承担压力，而并不只是中国。在七国财政部长和央银行长会议上本来要通过一个文件，提高人民币汇率，最后因日本否决没有通过。日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担心人民币升值后，日元也要升值，为了避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十分积极。
“脱掉冬天的棉袄”
《21世纪》：与现有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相比，您的这个方案有什么不同或改进之处？
何帆：更灵活一些。其实在1994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汇率还是有浮动的。但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要对世界经济稳定负责，所以才承诺汇率稳定。现在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不正常的，既没有管理，也没有浮动。央行目前的干预完全是被动的。
《21世纪》：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央行具有绝对的主导权，那么人民币汇率又如何实现浮动呢？
何帆：所以才提出要把“强制结售汇制度，转为意愿结售汇制度，“做市商制度”呀。结售汇制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防止人民币贬值而实行的。现在不同了，不是防止资本外逃了，要不然等于“夏天了还穿着冬天的棉袄”。
建立起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免得央行直接成为做市商，压力太大。还有外汇的品种也要增加，除了即期市场重点发展远期市场。
《21世纪》：央行直接入市干预会不会又把升值压力集中在央行？
何帆：现在的干预都是被动的，如果想完全解脱，单动汇率不能解决问题，还要调整外贸战略、FDI战略。
现在外汇储备过多原因有三：贸易顺差、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流入和升值预期带来的热钱流入。如果人民币适度升值且政策比较成功，那么热钱部分会被打掉，而贸易我们认为大体上是平衡的。所以现在要调整引入的外资，没必要要这么多的外资，不用提供很多优惠措施。
风险能够承受吗？
《21世纪》：汇率浮动，引入做市商制度、取消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的外汇持有就会增加，这会不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
何帆：会有的，但按我们估计风险不会很大。我觉得现在放开是比较好的时机，现在大家预期人民币升值，大家持有美元的意愿不高，放开的话，商业银行也不会大量增加汇储备，反映的是真实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2001-2003年来看，银行的外币贷款，短期外债增长幅度很大。
《21世纪》：政府似乎对汇率调整很有顾虑，中国衍生品市场不发达，没有提供相应的避险工具，现在调整汇率是否合适呢？
何帆：目前政府确实特别犹豫，当然，如果汇率动得过多，银行和企业难以承受。学术届也在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一个外汇市场，应先建立外汇市场，再动汇率，否则没有外汇形成机制”，我觉得这是把逻辑搞混了。
为什么会对外汇交易有需求？肯定是因为有了风险、汇率有了波动，大家才回去想规避风险。不是不动汇率风险就最小，不动会有道德风险，大家更不关心汇率风险了。人民银行和外管局把风险都承担了，那我干嘛还要做对冲啊，做对冲是要付钱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调整汇率的原因。哪怕是低频率的调整，也能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大家就有动机去参与。汇率的改革和外汇市场建立，是要相互配合的。
《21世纪》：人民币如果升值，需不需要其它相应的政策来配合？
何帆：如果提到配合的话，应该是财政政策。升值之后，经济肯定受到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对出口部门，尤其是竞争力不强的部门。在这样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太好用，因为是一刀切的。受损失大的只是几个部门，要针对性地用财政来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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