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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罗文辉发自上海
作为见证中国期货市场十多年发展而“幸存”下来的少有几位“期货人”之一，兼任深圳实达等数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宜生，日前于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开放社会下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而期货正是转移和分散市场风险的利器。但这把利器，为何屡屡割伤参与国内外期货市场的国有大型企业?
张宜生：期货市场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转移风险的套期保值者和承担风险的投机者的广泛参与，可以由转移和分散风险的积极手段化解市场风险。
不过，由于保证金交易机制，期货市场本身即构成高风险性市场，也即期货是“双刃剑”。而中国期货市场又在信息客观中立性、权威性和市场流动性这些问题上有很大的缺陷。但即使在风险监控体制健全的期货市场上，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于国际衍生品市场上参与期货交易而走麦城的事例亦屡见不鲜，“中航油事件”的发生，不能一味归咎为国有企业的体制弊端。实际上，近期的“中航油事件”和1997年的“株冶事件”，不过是众多国企在国际化背景下学习驾驭市场风险时，因风险管理失控而必然发生的个案。其损失和教训可成为经典案例，也是中国经济开放过程中国企付出的必要学费。国企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大获全胜并不乏例，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见诸报道。
《第一财经日报》：1997年，株洲冶炼厂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做期货投资亏损1.7亿美元，当时也是震惊全国。您能否结合当年蹲点株洲冶炼厂86天，顺利解决“株冶事件”的经验，谈谈国企应如何正视高风险性期货市场的个人看法?
张宜生：“株冶事件”的发生和解决还有其历史特殊性。“株冶事件”事发前，国内最大的锌生产商株洲冶炼厂(即如今的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方面均堪称有色金属行业楷模。只是在参与卖空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锌期货的套保头寸授权体制、调期交割的分散管理处理及后台的财务结算监管等一系列关键制度和流程上存在致命漏洞，才为精通LME期货交易规则的国外炒家利用，最后因挤仓逼空而导致风险爆发。事发后，通过头寸止损、追加保证金、合理调期及组织货源交割等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但这是由当时国务院相关部门督办而顺利解决的。如今的“中航油事件”只能由资本重组等市场化手段而解决，而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一味指望上级母公司甚至政府出面援救实在是不明智之举。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在“株冶事件”后吸取教训，而成为国内最国际化和最稳健经营的行业。积极参与境内外期货市场的有色金属系统，此后也未再听说于期货市场上栽大跟头之事。现在，有色金属系统的大型国企能否在期货市场上有效保值，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套期保值的广泛开展，不仅使有色金属生产企业的成本控制已和期货市场挂钩，而且使有色金属下游企业实现了零库存。同时，在期货市场机制的影响下，有色金属企业将质量作为管理的核心，而有色金属系统的投资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目前允许从事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的26家国有企业名单中，走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最前沿的有色金属系统占了绝大多数。在国内外资本融通空前活跃的今天，对国企参与期货市场的合理需求采取堵截而不是疏导的办法，是有悖于“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改革思路的。《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期货市场高层论坛”上，提出了主流媒体应当积极介入期货市场，发挥化解市场风险的“平衡器”作用，请您具体讲一下。张宜生：如果用工厂作比喻，投入期货市场的是信息，产出的则是价格。而作为化解市场风险必要“平衡器”的期货市场，其生存基础就在于输出价格的权威性，因为不能发现对现货市场具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期货价格，也就不可能由套期保值而实现规避市场风险的基本功能。事实上，国际上有色金属贸易的95%是以公认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价的。但权威价格产生的前提，是输入信息本身的公开透明和公正权威，即要求信息是非常客观、中立、多元化和充分的。信息本身的拥有量和客观中立性，构成期货市场的平衡器。主流媒体的最大利益在于争取社会公信力，其提供的信息应为最中立客观的，否则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主流媒体将成为中国现代期货市场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主流媒体的积极介入，将不仅增加市场的公开透明度，而且提高各类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成为期货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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