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中国期货市场迫切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

　　国际期货市场中国因素彰显

　　历经寒冬始见春，中国期货市场已进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当年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者和创立者之一，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清，从1988年时年少气盛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成立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1993年毅然下海创立金鹏期货到2000年促进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6个春 秋，虽已白了少年头，仍时刻不放弃积极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发展，争取中国期货市场在本世纪初成为国际大宗生产资料贸易定价中心，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民族强盛梦想。

　　2004年12月28日，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本报记者就面临对外开放的中国期货市场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采访了百忙之中的常清先生。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国际期货界提及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因素”，中国的需求已成为今年影响国际农产品和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的重要变量，但可惜的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不自觉的买方力量更多地是被外方所利用了。

　　常清：确实，2004年国内外有关期货市场的异动彰显了“中国因素”的影响力，向中国期货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提高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已日益迫切。

　　已成为“经济大国”(尚未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因对国际重要生产资料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现货市场上凸显的“中国因素”，日益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炒家们的炒作砝码。而国内期货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品种太少，很多企业不能有效进行套期保值，被迫在国际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成为国外大的机构“狩猎”的对象，在国际期货市场的价格形成过程中是被动接受价格，没有任何定价权。因此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造成中国的进出口商和生产加工商亏损累累。有专家估计，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资讯 论坛)价格因“中国因素”酝酿的异常波动，已使得榨油大豆最大进口国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亏损共计100亿元之多。

　　《第一财经日报》：尽管中国因素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国内期货市场价格一直大多追随国际市场，且一般不为国际大宗贸易结算时采纳，导致国际定价主动权的旁落。请问阻碍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原因到底何在?

　　常清：目前的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竞争力有限，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为国有企业传统的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际市场瞬间万变的考验。国企参与期货市场易走两个极端，或者因官僚化决策机制而缺乏参与必要套保业务的动力，或者因个别强人贸然进入高风险期货市场后的判断失误而遭受巨亏。如垄断国外航油进口业务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陈久霖的“一言堂”而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成为摆设，又因风险监控不严导致不利头寸迅速扩大，最后为国际石油衍生产品市场的诡谲风云所淹没。

　　二为中国大宗生产资料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已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有关管理法规滞后于期货市场发展现状，与国际不接轨。以封闭循环经济体系下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干预日益依赖国外市场的国内市场，往往导致决策层始料不及的效果。如在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价格低迷时限制进口，而放开进口时期货价格已高达每蒲式耳10美元的天价。又如国家物资储备局，本为正常的轮库行为，却因其机械的进出国内外期铜(资讯 论坛)市场的操作，为国外投机基金借机大肆炒作，客观上导致我国被迫在高价位进口有色金属，国民经济损失巨大。

　　三为国内期货市场上大机构投资者缺乏。现有期货市场的品种有限和市场存量有限，使一些大的贸易商，加工商和民企财团在国内从事交易不便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外期货机构可以给这些企业进行融资和提供非常丰富的交易理财工具，应该说是低成本、高效率，致使一些大型企业大量参与国外期货市场交易。国内期货市场的主力军变为中小型套利资金和中小个人散户，力量太小且分散。随着拥有雄厚研发和资金实力的海外投资机构大量渗透进入国内期货市场，如同田忌赛马游戏，以国内中下等赛马对抗国外头等赛马，因国内期货市场上制衡国际投机资金的主力缺失，而将国内期货市场定价的主动权拱手相让。如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期铜市场，市场主力大多为海外背景资金，使得海内外期铜价格关联度空前提高，但价格波动主动权始终难为国内参与者掌握，且今年下半年来期铜暴涨暴跌时，国内在上海做多伦敦做空的零散反套利资金常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遭受海外资金狙击。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新品种的不断推出，国内各界热衷于空谈某某品种因一些片面性的数量指标又将夺取国际定价权，显然无济于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实质性提高。您认为提升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在哪里?

　　常清：要实质性提高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为有关部门指导思想上要转变。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勇于参与国际定价权的竞争，而不只是固守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外贸收入和国外商品市场份额等实物性经济指标的数量增长，才能使已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真正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是无形的“新的经济世界大战”，即高端金融资本统治中低端工业资本和贸易资本的国际定价权之争。甘愿成为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低端(薄利的“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的中国，将在国际定价权之争中彻底丧失发言权。事实上，今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最大的受益者不是OPEC等石油生产国，而是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定价权的美国及跨国金融贸易组织。

　　二为培育市场大机构投资者。要吸引大型国企参与国内期货市场套保业务，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大型金融贸易机构而成规模地进入期货市场，允许通过市场淘汰和兼并形成各种形式的期货基金，并大力培育平稳市场的期货做市商。

　　三为按国际惯例完善有关期货市场的法规建设。由于现有期货监管法规大多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制订，导致目前期货市场结构的畸形发展，修订有关法规已迫在眉睫。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央行加息政策的开启，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开放金融期货(如利率期货、人民币汇率期货和股指期货等)的呼声越来越高。您曾就利率期货应尽早推出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请对中国推出金融期货的前景做一预测。

　　常清：央行调高基准利率和放开金融机构借贷款利率上下限，标志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已迈开。如同1986年至1987年的物价放开催生了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央行首次加息也为金融期货的推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但中国推出利率期货尚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为国内金融机构不再官僚化，商业银行借贷款利率随资金市场供求变化而浮动；二为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对国有金融机构形成利率定价竞争机制；三为决策者认为不得不形成统一的市场化基准利率之时。

　　不过，借鉴中国商品期货市场超前发展的经验，在国内机构投资者尚未完全成熟时，提前推出金融期货亦有利于推动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结构体系趋于完善，并可有效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