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者刘其兵启示

　　文/蔡晋荣

　　目前，“刘其兵”在国际可谓“声名大噪”。

　　自11月中旬起，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就盛传中国国储交易员——刘其兵，建立了大致15万-20万铜期货空头头寸，由于建仓价格在3200美元附近，随着铜价不断攀升和交割期的 临近，庞大的空头头寸面临实物交割及空头挤兑的风险。11月17日，伦敦三月远期铜金属的官方价格高点达到了4182.5，最终收于4144.5美元／吨，而非官方价格更高出约40美元／吨。

　　国储从11月中旬开始，在国内已经交割、抛售和将要交割、抛售的国储铜达20万吨，加上近期将要发往LME库存的3万吨铜，国储库存释放量将达近23万吨。从近期国内铜价的走势来看，国储抛铜对于平抑高铜价而言，已取得一定效果。11月23日，国储第二次公开拍卖铜库存的当日，上海沪铜主力合约602跌幅达4%，一度带动LME电子盘下跌至4015美元／吨。但是国际铜价仍维持在4100美元／吨高位，23日LME市场在电子盘探底之后场内报价收在4090美元／吨。

　　惊险的市场操作

　　据了解，本次LME市场国储大部位空头传言的始作俑者刘其兵，由于其在国储进出口处优秀的个人能力而不断得到认可，最后被提升为进出口处主管，负责物资调节，是物资储备调节中心的“核心”交易员。然而正是他，在9月LME市场铜价步入调整期，建立了大部位的空头头寸。在国外高盛、摩根、曼氏金融等大的金融机构，对于普通交易员的授权额度在1000-2000手之间，超过则需要决策委员会的通过。而这次刘在LME市场抛售了大概10万吨的铜，另外他还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结构性期权交易，后者才是最致命的。

　　这种结构性期权是一种期权组合。通过在一个确定的价格区域上，同时进行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买卖来对冲风险。但是这种风险是相对的，对于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卖出的瞬间具有风险对冲作用，但随着价格的上涨，卖者只能收取到放弃看跌期权的权利金，而卖出的看涨期权随着价格的上涨，带来的风险将是无限。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性期权具有对赌的性质，投机性较强。随着LME铜价不断刷新历史高点，刘的这种操作带来巨大的浮亏。12月7日是12月份期权宣告日，21日是期权交割日，届时有关持仓情况将会公布，刘其兵在LME操作真相将会显现。而刘的这次事件将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解决问题的出口

　　回顾近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巨大资金亏损事件，可以看出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风险都是由个别交易员积累并最终释放的。1995年巴林银行里森大肆进行高风险的日经指数期货交易，结果造成巴林银行14亿美元的亏损；1996年住友商社滨中泰男妄想通过囤积库存来控制铜价，结果被市场洞悉最终导致了4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反思上述重大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亏损案例，个人行为与监管不力是导致整个事件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认，上述个人均在各自的领域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市场，任何个人都不能左右，顺应市场与风险控制永远是市场生存的“安全气囊”。首先，此次国储铜LME市场风波显现了境外期货监管的真空地带。一度被禁止的境外期货交易从2001年被国务院放开后，至今已经有30多家国有企业获得了从事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的资格，

证监会也相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规则。但近期证监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因为国储属于国家机构，其在境外的交易不受证监会的监管。这就使得事业单位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从事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暴露出来。由于国家储备局对于大宗商品的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起着重要作用，而期货交易是风险控制的有效工具，但在运用过程中需要完备的的监管制度加以规范，否则风险防范会引致风险过度。刘其兵事件也暴露出如何及时监管，监管归口问题。

　　其次，此次事件也再次暴露出我国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铜消费已占据世界铜消费总量的20%，精铜进口占全年消费量的40%，今年铜精矿进口猛增40%以上，废铜进口也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另外我国石油近五年的年均进口总量是前五年的2倍多，而近两年来我国石油进口更是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我国

铁矿石的自给率去年已下降至50%，而近两年来进口增长率也达30%以上。随着我国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原材料资源瓶颈将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原材料进口依存的提高将降低我国经济安全度等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将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还未有争夺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因而只能被动承受价格波动特别是上涨带来的风险。

　　(本文作者系中国中期公司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