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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艳华 何清 实习记者 于泓 上海报道
“每个国家都经历过年人均收入从几百到几千美元、再翻两三倍的过程。目前的中国正在这样的轨道上。”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大卫·尼森看来，年人均收入2000美元，这个数字是个有趣的点，因为从这里开始，家庭固定的电力能源消费品增多，能源开始紧缺，中国正好就在这个点上。
5月16日，上海展览中心，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现场，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学会主席亚历克斯·马加诺夫Alexev A.Makarov，大卫·尼森，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泰勇俊(Tae Yong Jun)，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等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58美元的高点降到46美元，两个月价格之内下降了20%，高速发展的中国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下，寻找并稳定自己的能源战略？
国家战略储备与油价
《21世纪》：你提到因为石油战略储备低，所以进口量一直在增加，这是美国特有的情况，还是大多数的国家都如此？
尼森：有两个原因，一是商业储备无法满足战略储备的需要，因为商业储备一直在使用中。美国一直在建立战略储备，但进口依然增长很快，所以战略储备无法解决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而商业储备无法对目前紧急的能源供应起到缓冲的作用。
另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战略储备和剩余产能依赖过多，特别是对于沙特和OPEC石油的依赖，导致1980年前后的能源危机，直到1986年世界才从价格危机中恢复过来。人们总希望每天能有1500万桶的石油供应，持续为短期能源供应提供后援，这种观点受到欢迎。
《21世纪》：人们应该还记得克林顿政府为了平抑油价而抛售战略储备的做法。
尼森：每个政府的统治哲学或理念不同。布什政府不相信可以抛售国家的战略储备来满足市场的短期需要，因此布什政府在2002到2003年期间确实有很大压力。
马加诺夫：国际石油的战略家能够定出一个比例，来调整战略储备，使油价保持在令人满意的状态。如果说现在中美日这三个国家的战略储备增加了，那就说明是对石油的需求增加了。
《21世纪》：您觉得目前的石油价格真实的反应了供求关系吗？
尼森：从长期来看，5年或者10年内，石油价格是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但是在短期内就不一定。
合作的可能性
《21世纪》：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也面临着如何寻找能源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和美日俄的能源合作前景？
马加诺夫：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还没有达到战略合作高度。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能源对话，这是非常有效的合作方式。俄美之间也有类似的能源对话，但是这种合作方式目前仅是交换能源信息。但是俄美讨论双方共同开发巴伦支海的天然气，双方合作的目前来说仅是商业的目的。我们在政府层面与中国保持着很好的能源合作机制，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铁路向中国运油。另外，已经开始讨论从俄罗斯向中国修建运输天然气和石油的管道，但目前还停留在经济和商业的论证层面。
尼森：中国想短期内在能源上赢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能源缺乏。中国在能源上有许多地区性计划，需要解决能源的进口问题。俄罗斯有储量丰富的能源和管道建设，能源安全在地区事务中突现。但也许双方谈论的是地区能源问题，而不是真正合作问题，比如怎么建设管道等。
《21世纪》：您觉得俄欧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中俄之间要建立类似的伙伴模式的话是否也要具备这个前提？
马加诺夫：俄罗斯和欧盟有非常好的项目。俄罗斯关心的是把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出口到欧洲市场，欧洲则希望得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渠道。合作的基石应该是物质的，如果中俄之间修建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传输网等基础设施，也能够达到和欧盟那样的密切程度。
中国与东亚能源安全
《21世纪》：如果各国的合作越趋紧密，石油的价格走向会如何变化？
尼森：直到去年，石油价格大体上由欧佩克(OPEC)、特别是沙特的产量来决定。现在不同了，沙特也在考虑储量问题。过去OPEC试图把价格控制在22-28美元之间，但在需求快速增长后，OPEC就让价格随着需求上扬，50美元也好，60美元也好，不再控制。如果伊拉克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这个价格很难再控制。
泰勇俊：能源合作在企业层面已经比较活跃了，建立政府之间的能源合作也许是将来东北亚地区中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虽然在东北亚解决多边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仍然有难度，但是建立纯能源合作的平台也许是可行的。
赵华胜：各成员国间存在的能源互补结构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够进行能源合作的基础。近年来俄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一大石油输出国，哈萨克斯坦预计到2010年石油产量也将达1亿吨；而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在2002年中国进口的7000万吨石油中，有49%来自中东，非洲占了22%强，亚太占了17%，而来自上海合作组织的仅10%。由于地缘关系及目前已公开的政府间协议，俄哈两国未来可能供给中国2500万吨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5%左右。如果合作发展顺利，泰纳石油管线、中哈石油管线能够投产，俄哈两国的进口量更将达5000万吨，上海合作组织在我国石油进口的比重也将更高。
《21世纪》：泰勇俊先生特别提到了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也许会遇到很大难度。
泰勇俊：如果在多边层面上合作比较难，双边的合作应该是可行的。例如中日韩三国联合采购不太现实的话，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有前景。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协商和努力。
《21世纪》：关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勘探，俄政府是什么态度，停止开采是否可能？
马加诺夫：我们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开放非常认真。最近一个月，我们在讨论要对除了石油、天然气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战略方面的设施做出规定，但没有最后结果。对于石油和天然气来说，制定一个特别的储备，有很高的门槛。现在大概有5-6个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有可能被纳入战略储备里面来，但还没最后决定。
赵华胜：有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框架，中国和俄哈两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国家关系。然而不利因素也很明显，那就是“僧多粥少”，在目前高油价下，各国对石油输出国的石油需求都很大，俄哈生产的石油不可能只给中国。俄罗斯准备修建泰纳线，设计输送能力8000万吨，这显然包括了中日的需求，但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不能提供如此大量的石油，因此未来有限的石油在中日及亚太石油国家间如何分配就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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