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那一场疼痛

　　“前车之鉴”

　　现任美国期货协会会员、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顾问等多个职务的国际金融人士丁大卫，对发生中航油事件感到十分遗憾。

　　他认为，中航油这样的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早在10年前，中国已经在期货及其 他衍生品市场上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风波了，国家的监管是很严的，而且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

　　丁大卫向《商务周刊》追溯了10年前中国企业在境外炒作期货时亏得一塌糊涂的情形，并描述了10年前关于期货业的那场关闭式的整顿。这位加拿大籍华人曾在1993年夏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提出了《对我国期货市场、期货交易发展及外汇管理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一点就是对期货市场进行整顿。

　　1993年被称为“期祸年”。中国的期货从零到有，短短两年间就遍地开花，全国的国际国内期货交易合约量从零暴涨到1993年的100多万张，进行国际国内期货交易的生产企业、加工企业、进出口企业和金融机构高达27000家，大批量的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不断开业和亮相，期货从业人员一下猛增到135500人，其中近半数为期货经纪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当时对期货却还没有相应的法则和规范，中国证监会1993年也才刚刚成立，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期货运动变成了“一场混乱的竞赛”。

　　丁大卫向记者形容当时中国企业在境外炒期货的局面：“中航油今天5.5亿美元的损失跟当年比起来就像‘芝麻粒’，当年有些进出口公司一亏就是10亿美元甚至更多；同时，中航油现在只是一个个案，而当时中国公司在国外则是全线失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大卫曾专程回国进行了3个月全国考察。但当时与国外的交易量到底有多大，损失有多少，没有办法统计。丁大卫说：“政府蒙在鼓里，而经办公司更是捂得紧紧的。”

　　有限的资料显示，类似的事件仅在1994年还有两起：中国石油化工联合总公司因在一系列衍生品交易中失败被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起诉，要求中联石化偿还4400万美元；中联石化随即也起诉，要求雷曼赔偿5800万美元，指控雷曼将其交易员引入歧途，参与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雷曼兄弟还向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索赔5300万美元，中国五矿则反控雷曼引导其一位交易员进行未经许可的交易。

　　“那场期货混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丁大卫向记者出示了当年在美国收集的一些资料，其中1994年12月15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标准普尔警告中国信守合约”，该文指出，由于太多中国公司不付账，赔不起，直接导致了标准普尔两次警告中国，并将中国国家投资的信用等级降了一级。

　　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务院1993年年底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整顿，并在1994年集中对期货的方方面面做出规定，其中包括“严禁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

　　丁大卫回忆说，当时关于期货的文件一个接着一个出台，有的甚至只间隔一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国务院当年出台这么多法规禁止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说。

　　衍生品玄机

　　那么，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千攒万攒，不够别人一锹铲”呢？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一再起诉国外投行引导其交易员步入歧途？而陈久霖此次翻船时，也有言感慨“自己过于相信别人”。

　　这就是期货及衍生品的玄奥所在。在丁大卫看来，金融就像一棵树，衍生品相当于庞大的树冠，风险巨大，风一吹就来回呼啦。在风险的系数上，它比股票、债券等基础证券高很多，比如买新浪股票40元，这时候它的市盈率是30倍，而买它的期权可能才花2块钱，这就相当于把它的市盈率放大到600倍。同样，它的风险系数也放大到600倍。另外，衍生品是一种零和游戏，你赚的就是我赔的，它不代表经济价值的增长。

　　正因为这样，过去美国政府在监管手段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时候，在发展衍生品市场方面的态度和立场上，也是比较保守和嗳昧的，因为风险太大。丁大卫介绍，在美国金融界历来也是分成两派：做股票(基础证券)的和做期货(衍生证券)的，后者一直备受谴责，双方经过了几十年对抗，现在期货有点翻身了。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当年那一轮期货热当中，正是国际市场的“主角”。以至于“当中国整顿期货退出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十分冷淡”。丁大卫以当年的见闻说。只不过这些“傻大胆”的中国公司在短期的兴风作浪之后，就成了被屠宰的主角。

　　一位叫亨利.桑得的英国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在过去几年的伦敦金属交易周中，中国大使馆已经举办了一些精心布置的招待会，几乎所有的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商都出席了。他们去，不单是为了饮酒，主要是因为他们承担不了因不去所带来的损失。中国的参与是1994年伦敦金属交易所总交易量增长35%的原因。”这篇文章被期货界人士广为阅读，后来丁大卫把它翻译成中文，题目叫《中国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文章称，中国政府开放经济后把许多公司带进了一个新的未知世界，许多公司在政府固定价格取消后就转向世界商品交易市场，去应对价格波动。然而，当中国交易员们发现这个以小搏大的惊险世界多么具有刺激性时，期货交易与实际需求就越来越脱节了，投机成了交易的重要动机。

　　一位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美国会员公司董事回忆到：“在过去的日子里，当价格大幅波动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是Marc Rich出场了，如果市场大幅上扬，人们就说这是中国人在买进，如果市场大幅下跌，人们就说这是中国人在卖出。”

　　伦敦交易所的商品期货风险管理负责人说：“初期，中方赚了钱，他们说：‘瞧，我们赢了’。然后，他们加大头寸，追加贷款额。我们给了他们很多绳子，足够他们上吊用的。”

　　中国交易商的问题在1994年达到最严重的地步。面对困境，许多人的解决办法是卖期权。此举使风险大为增加：卖期权可以马上得到急需的现金，但几乎无限地扩大了风险。一张铜(资讯 论坛)的期权合约，可以迫使卖主在2000美元/吨的价位上出手，即使价格已经上涨到2500美元/吨。因为不知道到底价格会涨多高，所以卖主的潜在风险是无限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整顿期货并进一步紧缩经济，许多几乎陷入癫狂的饮鸩止渴的中国公司才不得不于巨亏后黯然离场。

　　然而，10年后的今天，当中航油的警钟再次敲响的时候，人们发现故事竟然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