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

　　1982年，陈久霖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专业是越南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21岁的陈久霖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记者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其他途径了解到，陈久霖所在的那个班一共是26人，目前 大部分都在海外工作。当时读完这个专业需要5年，其中3年学习越南文，而5年都要学习英文。

　　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忆说：“陈久霖英文不错，但是始终对越南语这个语言兴趣不大。”

　　与陈久霖高三同学一年的刘思源，毕业之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就读北大的陈久霖在北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大学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见面。他也向记者证实：“从事越南语工作并不是陈久霖的追求，陈久霖只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北大，他最想做的一直是改变他的处境。”

　　两位同学印象中的陈久霖是：头发稀，话挺多，喜欢找人聊天，勤于联络老乡，但对政治缺乏兴趣。1980年代同学们的话题都离不开政治，他却显得很理性，也不怎么参加学生会这样的社团组织。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一位叫程抱全的人对陈久霖影响很大——当时陈喜欢交际，经常找一些年轻有为的人聊天。程抱全当时也只是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原来只是黄冈地区财校的中专生，但通过自学经济理论并结合社会调查，终于在“质量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显著贡献，1984年6月在英国布赖顿市召开的世界质量大会上，程抱全的《论关于用十种简易数学计算法考核企业质量的经济性》论文获得了大会普遍好评，1986年他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经济师，担任了湖北黄冈地区经委副主任。

　　记者致电黄冈地区经委，对方告知程抱全离开已有十多年，目前在北京工作，但记者多方打听，其人在学界的音讯早已不被人所知。

　　1987年，陈久霖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并不如意。“先是分到部队(总参)，他没去，后来到了民航也换了几个单位。”刘思源说，那个时候，陈久霖的处境无论与黄州中学其他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还是与北大的同学相比，都是最差的。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当时连棉袄都没得穿。”胡锁锦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候，胡锁锦还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级，“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据了解，陈久霖先是进入国航做了一名翻译，还曾在《中国民航报》做过短暂的文字工作，后来辗转到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才去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其间，陈久霖还取得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学历。

　　据上述那家中德合资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员介绍，陈久霖做翻译期间，深得德方的好感，德方有意将陈久霖提升为科长，但中方坚持反对。这位职员透露，原因是中方领导“老是觉得陈久霖向着德方说话，有些事，德方还没反对，他先站出来反对了”。结果陈久霖升科长的事最终没有获得中方党委会的通过。

　　刘思源对此并不知情，但他说：“陈久霖到哪个地方肯定都不是混日子，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

[page title=新加坡分水岭]

　　　1997年是陈久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已经36岁的陈久霖的生活可以用“寒酸”来形容：老婆是幼儿园老师，儿子刚上幼儿园，家住远离城外的首都机场附近。

　　据刘思源回忆，那一年，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就是这个走的时候还穷得连给老师的礼物都是同学帮买的人，此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却创造了一个神话。

　　至于当时为什么派陈久霖去收拾烂摊子，据《求是》杂志的报道，陈久霖因为“素质全面”、“具有特长”，而从多名人选中脱颖而出。2003年8月，《求是》原总编辑王天玺曾带领一个特别调研小组前往新加坡，对中航油(新加坡)及其他中资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后，以《“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为题，发表一篇长达6000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对中航油(新加坡)大加赞扬。

　　但据知情人透露，当时申请去新加坡不只陈久霖一人，陈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公司高层“看中了他有股执著的闯劲”。

　　1997年7月，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派陈久霖赴新加坡接管这个负债累累、奄奄一息的烂摊子。当时全公司包括总经理在内只有两个人，处于无办公室、无资金、无专业贸易人员、无市场经验的“四无”状态。

　　陈后来回忆，中航油(新加坡)1997年恢复营业时，母公司汇给他的启动资金为49.2万新元(1美元等于1.76新元)，欠债10万新元。还债后，启动资金只有38.4万新元。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起步时45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开业时平均150万美元的水准。

　　除了资金压力外，另一个大困难是总部没有授予新加坡公司在国际市场的航油采购权。当时中国航空油料的进口主要依赖国内石油企业在海外的代理机构，而没有海外采购经验的新加坡公司只能做航油运输。

　　为了使公司能获得集团进口航油的采购权，实现业务转型，那一年的冬天，陈拿着公司转型方案回到北京，逐一拜会各位总公司领导。没有人相信他会成功，总公司强势的采购部门坚决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力，但陈久霖就是一遍遍地找领导，一遍遍地说——据知情者介绍，为了说服其中一位领导，他曾冒着风雪一直在人家门口等到晚上11点。就这样，集团终于拗不过陈久霖的坚韧，答应给予新加坡公司几万吨进口航油额度试试。

　　但陈久霖仍然面临资金紧张的困难。当时采购一船航油需要600万-1000万美元，没有一家国际石油供应商愿意给这家还清债务后只剩38.4万新元的小公司“放账”，即使它有中国国资背景——在国际贸易领域，如果企业资信好，航油供应商通常给30天的放账，即买方可以先提走航油，30天内结清应付款。

　　陈久霖开始在银行融资上想办法。1998年，法国BNP银行(巴黎国民银行)试探性地给予他1000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法国BNP银行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一位了解当时情况的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当时给尚没有资信的中航油(新加坡)放贷的希望其实很小，但陈这个人太执著了，他还是那一招，多次到BNP游说、谈判，面对闭门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BNP最终被他的执著打动。

　　借此，陈久霖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并盈利30万美元。他对这笔生意进行广泛宣传，争取到更多客户的放账，再利用放账去银行融资。如是，他接连赢得了多家客户的放账和银行的融资，为中航油闯开了一条生路。

　　为了从总公司拿到更多的订单，陈久霖通过批量运输、比较采购等手段成功地压低了油品的价格。陈久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搭建起了航油采购的网络，由于中航油(新加坡)的贡献，中航油集团进口油的成本得以不断降低，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相应大幅增加，新加坡公司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来多的采购权，并肩负为集团公司平抑油价、降低采购成本的重任。1998年，中航油(新加坡)就从总公司的26船货中拿到了21船的订单，通过它采购的油品，在中航油全部进口航油中所占比例一下子攀升到92%，1999年达到98%。2000年3月，中航油总公司正式下文，要求包括参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下属公司在今后几年必须通过中航油(新加坡)在海外采购航油。中航油(新加坡)也从一个账面资金不过十几万元的空壳公司，变成了注册资金6000万新元、年营业额15.5亿新元(约9.15亿美元)的贸易枢纽，变成了中航油的一杆旗帜。

　　对于陈久霖这段令人吃惊的创业史，刘思源虽然也只是从媒体获悉，但他丝毫不觉得奇怪，他眼中的陈久霖就是这样一个“相信没有做不成的事”的人。“在一般人看来办不成的事，陈久霖却办成了，这正是陈为人的特别之处。”刘思源说，“陈是一个不断苦斗，并善于抓住机会的典型。”

　　刘思源为此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陈久霖去新加坡前的例子：当时陈的弟弟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希望从党史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刚刚留校的刘思源还帮不上什么忙，于是陈久霖从他那里找到相关领导的住址后就一个人去办了。这件在刘思源看来根本办不成的事,陈久霖就办成了。后来，陈久霖告诉刘思源，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断地去，直到打动对方为止——当然也可能让对方不厌其烦，但反正是办成了。

　　在刘思源看来，陈久霖的想法总是出人意料，但他总能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发挥到极致。当初插班黄州中学、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后来在新加坡闯荡，都无不体现他身上那种“自食其力、自我管理和自我奋斗的能力”。

　　后面的事情也证明了他这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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