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社会公平的副产品,能源紧缺正是社会不公的副产品。中国的能源问题不是能源够不够的问题,也不是节能意识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能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典型的朴素消费主义者,用他的话讲:“我家在北京城住了100多年,从姥姥那会到现在,家里的能源消费构成基本上没变过,就是用点水,点个灯,家里没空调、没电扇,夏天就靠一把扇
子解决问题,电视也不怎么看,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每天骑50分钟到人大去给学生们讲课,一骑就是50年。”
这样一个朴素的家庭里,姥姥活了103,妈妈91,马上60的周孝正教授,也是什么毛病没有。对于中国目前的能源紧缺问题,周孝正一直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用他的话讲,是“幸灾乐祸”!
《新周刊》:目前全国普遍缺电、缺油,北京也一样,这些状况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你怎么理解中国的能源紧缺问题?
周孝正:缺电缺油对我的生活毫无影响,反倒是越缺缺好。说实话,我就特希望中国出现一次能源危机,来得越早越好,从我个人来说,一危机,那就没车了,没尾气了,路上也不堵了,我上班还快点,北京城马上就又能见到蓝天白云了,从整个社会来讲,有了危机,我们才会反思,想想现在的发展模式到底好不好!
《新周刊》:在你的理解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能源紧张,中国的能源供应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周孝正:能源供应没出什么问题,只是我们的能源使用出现问题了。说到底,是我们的发展模式的偏差造成的这些情况。我们国家走的一直是西方走了300年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高污染高消耗,这样下去,多少能源都不够,不紧张才是怪事。虽然现在中央一直强调循环经济、绿色GDP,但离真正的落实还差很远,等我们的GDP真的绿色了,那能源就不会紧张了。
现在,不少地方出现能源紧缺,我从报纸上看到,不少地方官员最担心的还是怕影响本地GDP指数,而不是反思和改革发展模式问题,这非常危险。
《新周刊》:有专家建议,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节能意识,从公众环节去优化,是最有效的,中国人多,一人节约一些,问题就解决了,你怎么看?
周孝正:这纯粹就是扯淡!小老百姓都已经够省了,再省也省不下多少能源出来。你说北京城那400多万农民工,他们天天就是挤工棚,扇扇子,喝自来水,能耗费多少能源啊。一般的北京家庭,买100度电,能用上几个月,他们耗费的能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把能源问题归结为老百姓的节能意识,这是非常混蛋的逻辑。
要谈节约,这也跟普通老百姓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少数有钱人、高档写字楼、高耗能的工厂在浪费。去年北京又建了1000多栋高楼大厦,你说这得浪费多少水和电啊,拿个零头出来就够一般老百姓用上一年了。
今年1—3月份,北京又增加了17万辆小汽车,总数都快300万辆了,有些人买车不仅仅是为了交通需求,更重要的是为了炫耀,天天开着自己的宝马在大街上溜达,多牛B啊,这些人才是浪费能源的罪魁祸首。
《新周刊》:那你认为能源紧张的症结在哪?根本的解决之道在哪?
周孝正:中国的能源问题不是能源够不够的问题,也不是老百姓有没有节能意识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能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有钱人想用多少用多少,想怎么用怎么用,没钱人怎么省都无关痛痒,每次水电油涨价,限制到的都是没钱人,对那些炫耀性消费的人,毫无影响,该怎么用怎么用,想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所以想通过所谓的市场调节来解决问题,听起来有些道理,实际上也非常愚蠢,根本行不通。
这方面以色列做得很好。60%国土都是沙漠的以色列却从不会感觉到缺水,就是因为人家公平。以色列有个公民用水计划,在这个计划内的用水,国家不收钱,只收超过计划那部分,可超过水量也有个限度,达到限度的话,你给多少钱,也不给你用。这就是解决了最基本的公平问题,其他问题跟着迎刃而解。
经济增长是社会公平的副产品,这话孔子早就说过,具体到能源问题上,能源危机正是社会不公平的副产品。所以说,能源消费的不公平是造成能源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只要你公平了,什么就都解决了,这跟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是一个道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现在得改。现在党中央的新说法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一定要是公正优先,不要再追求GDP了,这是那帮无聊的经济学家制造出的最垃圾的一个概念,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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