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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一个中国农民被突然告知，他种植了几十年的水稻种子，侵犯了某个外国公司的专利权。因为侵犯专利权，他和其他农民之间不能自行交换种子，也不能储存来年用的种子，甚至来年播种的每一粒种子，都要向该公司付费。这个农民和他的乡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如果这种水稻在全中国农村大范围地种植，这家拥有专利权的公司又突然提价，甚至不允许使用该专利，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人们不太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却发生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种资
源掠夺的事件，已经越来越多。”绿色和平组织项目经理施鹏翔说。
据介绍，美国农化公司孟山都，已经获得了中国野生大豆的遗传材料，从中发现一种“标记基因”，并将其申请专利。“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孟山都申请专利保护的大豆，在中国已经被农民长期种植。”
施鹏翔表示，“生命海盗”对中国物种的窃取，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开始关注，并着手调查。“(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恐怕中国的发展会遇到麻烦”。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是最大的输家对抢注物种专利者，绿色和平组织这样形容———有一种新兴的海盗，他们与以前的海盗大为不同：他们的武器不是刀剑枪械，而是尖端的科学知识、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他们不再需要在汹涌的海洋上找寻猎物，只需要安坐在舒服的实验室，以精良的仪器作盗窃的勾当。
他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生命海盗”。因为他们所盗窃的是生物的知识和物种资源，他们是现代生物科技公司及聘请回来的科学家。
施鹏翔说，绿色和平组织把申请生命专利的行为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把圈地者称为“生命海盗”。
他强调，如果不能成功对抗“生命海盗”，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自行储藏种子备来年之用，而必须每年向拥有专利的公司购买新种子。“被专利化的种子比普通种子贵一至二成，对农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科学家所作的课题《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中，生物专家这样分析“生命海盗”的手段：他们会派出研究人员、资助非政府组织或者聘用当地人做所谓的“生物勘探”工作，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搜集有价值的物种，把抽取的样本连同当地的传统知识带回实验室，分隔出活跃成分或基因序列，并将这“发明”归入其专利。
专家分析说，有时候，在专利被开发成产品推向市场后，生命工业公司会从庞大的利润中抽出少许，“回馈”专利品来源地的居民或者政府；但更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毫无所得，甚至荒谬地发现，自己竟然要向专利品的拥有者付出专利费用。
北京烤鸭烤的已是英国鸭中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和起源中心，新西兰人到中国旅游时将种子带回国，现在以“基维果”为商品名，畅销世界各地。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
很少有人知道驰名于世的北京烤鸭用的是什么鸭。北京鸭在英国被杂交后，繁育出“樱桃谷”鸭，重新回到中国，占领了市场。现在，真正的北京鸭市场份额很小，而“樱桃谷”鸭已成为北京烤鸭的主要原料。据了解，中国每年用于引进种畜禽的费用超过2000万美元。
“中国生物物种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项目专家组组长薛达元说，“生命海盗”对我国物种窃取造成的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重视。
他介绍说，观赏植物物种资源流失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有些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家专门在中国各地搜集珍贵花卉植物物种资源，采用的是走私或者偷窃的方式。这些在我国已经枯竭了的珍贵稀有植物和名贵花卉资源，在国外却得到开发，用于贸易，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
据调查，中国兰花在全国几乎所有产区均受到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其中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境外商人频频到我国山区，尤其是西南山区收购珍稀植物和名贵花卉的原植物。如贵阳每年至少有10吨兰花(野生资源为主)在市场销售，外商为收购麻栗坡的兜兰和杏黄兜兰，把云南文山地区所有兜兰窃掠一空。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嘉禾介绍，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资源的90%，野生大豆的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
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收集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大豆资源，包括野生大豆资源。这些资源的流失，最终使中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产量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
“很多优良大豆品种资源被外国拿走，经育种和生物技术加工，变为新的品种，再高价引回国内。长此以往，资源流失再加上资金浪费，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
方嘉禾说，物种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维持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科技创新增强国力的必需，“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的物种资源流失问题迫在眉睫”。
警惕那些文质彬彬的外宾……薛达元说，“生命海盗”窃取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幌子多种多样。
第一，以农业代表团或科学考察的名义入境，目的是收集物种资源。薛达元说，这样的“科学考察”者到达一个地方后，往往专注于搜集各类物种和遗传资源。
第二，赤裸裸的偷窃行为。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收购场所，公开收购他们需要的物种资源，然后想办法出境，有时通过走私出境。
薛达元说，虽然是窃取，可他们也不是什么样的物种资源都要。
“生命海盗”感兴趣的东西有：我国已经培养出来的优良品种，拿回去之后可以直接运用生产，很快就可以产生经济效益；野生的和现有农作物野生近缘种，比如野生水稻、野生大豆等等。他们可以从这些珍贵的物种里提取出优良基因，比如说抗病、抗虫、耐寒等基因，利用这些基因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完全的野生物种资源。这样的物种资源，会作为种质资源被储存起来，作为将来的研究资源。比如说，中国有一种野生树种红豆杉，现发现树皮里有可以抗癌的物质“紫杉醇”，这种树马上成了“生命海盗”窃取的对象。又如野生的兰花出境后稍作整理和培育，就可直接在市场上出售。
糊涂的农民糊涂的官《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调查报告分析说，“生命海盗”能够成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有关专家分析说，缺少专门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物种资源流失的关键。
此外，由于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物种资源在输入、输出过程中也没有统一法定程序和渠道，物种输入、输出渠道混乱，导致我国物种资源不断无偿流失。
而让薛达元担忧的是，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地方政府和普通农民缺乏生物资源保护意识所致，有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地方政府甚至鼓励这种破坏性的资源采挖和收购。一些地方和主管部门，将这种非法贸易作为创收的主要经济来源。（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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