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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利用中国因素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26日 17:37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郭宏超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在戴着“世界工厂”高帽子的背后,正在用我们的低廉生产要素为世界贸易做着重大贡献。而原材料类大宗商品却正成为紧扼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因素。但中国因素影响世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有一次一位中国官员在访问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时,隔着玻璃想看看下面交易场面时,被CBOT老板一把拉住,说,不要看,如果交易员看到黄色脸,价格马上波动。

  但现实是,一边是影响力,一边是被动的定价权。

  中国因素

  “这毫不夸张,‘中国因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动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中期期货的一位人士说。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市场波动总会让市场参与者无所适从,四处寻找答案。但现在这种迷惑似乎不存在了,因为答案很清晰,那就是“中国因素”。“现在不管中国行业和国内价格的经济景气预期好坏,总能成为国际市场看多的理由。”

  去年年底的伦敦铜脱缰野马般的上涨即是经典一例。当国内市场普遍认为铜价面临向下调整,中国国储局甚至在3000多美元的历史高位做空时,伦敦铜仍然在上涨。尽管后来国储局不断向外宣称中国铜储备充足,甚至进行了数次公开拍卖,但国际市场的铜价依然扶摇直上,到达令人惊恐的5000美元一吨。

  不仅铜如此,新披露的经济学人金属指数比一年前已经上涨了32%之多。而在LME包括铜在内的几乎所有金属库存都在增加,但有色金属价格依然在“背离市场规律”,锌、铝、铬的涨幅远远超过了铜。

  这些都是国际投机者坚定地认为中国市场有着坚强的支撑。事实上,过去中国的需求一直是一种单向押注(持续旺盛),为金属价格提供了支撑。

  里昂

证券不久前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对大宗商品(包括钢铁、铁矿石、镍、铜、铝和石油等)需求的增长率刚开始攀顶回落,但到2010年为止,中国的大宗商品消费量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中国也将继续推动大宗商品的全球需求增长势头。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从总量上看我们虽然不是大宗商品最大的买家,但从增量部分来说,我们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最大的买家。我们也会注意到,只要中国在国际上一买,商品在国际价格就会涨,也就是‘中国因素’。另外,也不排除在国际市场定价机制中,拥有重要发言权的机构在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利用‘中国因素’,操纵国际价格。”

  但“中国因素”并不属于中国,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陷入了“一买就涨”的怪圈,成了国际炒家疯狂掠夺财富的工具。据统计,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8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2005年1~9月,我国铜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

  对手

  去年高盛发表过的一份报告中把四个新兴市场——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称为“金砖四国”,而在这四个国家中,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最为巨大。而巴西甚至成为原材料出口的受惠国。

  但真正的格局是“穷国补贴富国”。前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世界贸易的殖民价格体系: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美欧期货市场交易所决定的,生产国和使用国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美欧的定价,原因是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政治上弱势的国家。21世纪之后,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大多有美欧财团的投资,使用者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轮的世界经济增长如同一场盛宴,美欧的绅士们体面地参加了宴会,并能一抹嘴从容离去,可掏钱买单的是我国这个世界性的加工中心。

  同时,随着欧美养老基金制度的改革,历史上从未涉足高风险商品投资的美国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从2004年第一季度以来快速地介入商品投资。2005年这类基金投入到商品投资组合中的资金就已经高达650亿-750亿美元。而今年1月以来从总体商品市场的增仓规模来看,这类基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渐渐介入商品投资。

  五矿风险控制部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去年年底的国储铜事件,主要就是这些投资者在其中兴风作浪。“它们只是流通环节,它不在乎最终价格有多高,它们只是为了赚取差价。在铜炒作上的信心来自于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控制市场,反正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铜最终是有迫切需求的,不怕你不买。”

  更为可怕的是,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从国际市场来看,长线基金依然在无休止地介入,据称这类基金目前在买2007年、2008年甚至2010年的铜、铝。这一切都基于它们看好“金砖四国”日后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是一种长线增长态势。

  “同样,你参与这个市场,市场是别人开的,要遵守别人的游戏规则。虽然我们是买方,但不是有钱就是老大,定价权在别人的手里,我们还不能不要,受制于人。一家期货公司的分析员指出了另外一个对手——定价中心。

  发达的期货市场、主要的期货交易品种几乎全部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全球主要的国际期货交易场所均设在欧美国家,显然交易规则必然倾向于本地区的交易习惯。目前全球期货交易所有100多家,共有93类商品。然而除去新的上市品种之外,中国目前仅有6个期货品种可供交易。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更多的只能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定价,主要农产品定价也取决于美国的CBOT市场,商品定价权的缺失自然加大了国内企业参与期货保值的难度。

  转变博弈思维

  今年初,商务部一位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由于缺少国际定价话语权,2005年多掏了300亿美元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产品。”

  而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却以飞快的速度被压低价格。内蒙古自治区稀土行业协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稀土产品供应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85%以上,出口量逐年增加,但是价格反而急剧下降。去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为5.49万吨,是1990年的9倍,但平均价格却从每吨1.36万美元下降到0.73万美元,下降了46.2%。同样,我国作为焦炭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价格主导上也处于被动地位,焦炭价格已经跌到原来的一半。

  中国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去控制这种明显的双向吃亏现状。在最近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事件上,商务部和发改委曾发布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主要铁矿石开采企业去年涨价71.5%之后,“获取高额和不合理的垄断利润”,“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如果出现中方不能接受的不合理价格,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种运用购买力试图压低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动作似乎是一直以来的主要手段,但奏效甚微。

  按理说,大买主或者大卖主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价格走势,况且,行业“寡头”的形式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上操纵价格。但事实是,中国这个大买主仍然只能充当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几乎没有什么议价的能力。

  “利用传统的贸易手段,甚至政治手段已经无法解决这样的一种矛盾。在WTO的背景下,市场的力量是政府和企业无法抗衡的,必须要转变思维,还要用另外一只手通过金融期货市场来争取。”一位期货专家直言。

  在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上,这两年即使在权威的商品价格专家也无法准确预测中长期的价格变化了,他们利用传统思维预测的价格往往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被实际价格远远地抛在身后。这个市场的大宗商品定价规则正在让传统思维束手无策。投机过度吗?可能有这种因素,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侥幸指望这轮大宗商品的超级大循环迅速地结束。

  “国际市场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大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势’,大金融机构带着企业玩,和企业一道在市场博弈。但国内没有大的金融机构可以承载,国内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常清称。

  金融市场主宰着全球经济,而不再是贸易市场。回到中国层面,现在中国多数大宗商品的进口增量,已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但缺乏定价话语权。如今货币市场上的交易额已经超出了全球贸易价值量20倍,这个数据有力地证明了金融市场的主宰力。

  巴克莱资本董事黄海洲指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发展到现在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大的问题都不是在实体经济问题,都是在金融经济上。中国过去几年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是脱节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实体经济在拼命向前走,金融经济在拖后腿。

  但目前国内市场封闭、规模小,加之没有专业期货投资基金和

宏观调控的配合,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套期保值无法通过国内期货市场来完成,而不得不转向海外期货市场,大大削弱了国内期货市场做大的基础,致使我国期货市场难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加大金融研发和金融工具的开发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博弈中务实和极其紧迫的大事件。加强开展境内交易,遵守中国的法规,使商业的天平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同样政府也注意到这一点,包括中国三家商品交易所的负责人在内的官员已多次发表评论称,有必要建立为各类大宗商品设定国际价格的市场,这将对中国买家有利。

  黄海洲先生甚至提议,“中国必须建立在全世界期货商品的定价中心问题,定价中心可以放在上海,与此相关的,我提了一个建议可以使用外汇,用2000亿外汇将这个市场做起来。”

  但常清还是颇为悲观,他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可能有话语权。那需要国家期货市场很发达,期货市场产生的价格能影响国际。

  我们缺少大金融机构支持,国家信息的引导,缺少人才,也没有规模。现在这种体制环境下的国内企业,还不具有资格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单纯的贸易谈判的博弈向利用金融、贸易两种手段博弈的思维转变仅靠企业依然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无奈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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