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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白水
国有企业实施MBO，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人却在窃喜，因为他们早已跨越了争论，业已享受着转制型民企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的丰硕果实。更令人惊讶的是，浙江转制型民企的发展态势之猛，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最近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中国最具竞争力民营企业50强”中，浙江民营企业竞争力表现十分抢眼，占据了其中的26席。其中，绍兴入选企业最多。
2004年9月初，《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其中杭州名列榜首，宁波、温州、绍兴名列第2、5、9位。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绍兴一鸣惊人，并且绍兴的县级市上虞也名列第65位。
为什么以前默默无闻的绍兴民企一鸣惊人，而一向以民企老大自居的温州民企近几年在全国和本省排行榜上的身影越来越少呢？这是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企力量的演进与较量所致。
经过改革的阵痛，以绍兴、杭州、宁波为代表的由国企、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转制型民企，其发展速度呈现加速态势。而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即从个体(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由于丧失了原有的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同时，仍保有原来的经营状态，使得其成长态势没有转制型民企迅猛，有的甚至出现徘徊状态。改制催生民企中坚力量
转制型民企以绍兴、宁波以及杭州等地为代表，如在浙江民企百强和全国民企500强中，杭州、绍兴等入围民企，多为转制型民企，而非原生态民企。在转制型民企中，尤以绍兴发展速度最快。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绍兴对城镇的国有、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改制，改制时坚持了四个被外人看来是比较宽松的标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最大限度地退出；对企业职工身份最大限度地置换：由原来的“企业人”转变为“社会人”；提倡让企业经营者持大股，就是管理层收购(MBO)；提倡技术、管理要素参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由于及时大胆地改制，国企(集体企业)的“冰棍现象”(有专家将国有企业比作冰棍，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改革，就会慢慢融化，最终国有资产全没了，有的还欠了一屁股债)在绍兴没有显现。
到2000年前后，绍兴地区95%以上的企业改制结束，国有经济成分从原来城镇的国有、集体企业以及比较大的乡镇企业全面退出，这部分企业全部改制为技术、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经营者持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较为彻底的改制，使绍兴的企业产权清晰、归属明确，建立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转制后的企业现在成了绍兴民营经济的中坚，也是绍兴市异军突起的中坚力量。
绍兴民企多出自于国有和乡镇企业，与温州家庭企业相比，自身具有较强的实力。但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当地政府前瞻性地看到，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走资本经营、上市之路。为此，绍兴各县(市)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
目前绍兴地区共有24家上市公司，仅绍兴县杨汛桥镇，已有10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民企。显然，这比温州棋高一着，至今温州却没有一家在国内外直接上市的民企。
转制型民企的产生和成长，壮大了绍兴的民企。民企的迅速崛起，成就了绍兴的经济实力。除了绍兴，作为计划单列市的宁波的转制型民企发展态势也较好。原生态民企的发展瓶颈
温州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交通落后以及集体经济薄弱，以家庭(作坊)企业的发展和扩张，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温州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即“温州模式”，成就了温州原生态民企成长之路。
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家庭作坊、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现在温州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很小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或企业主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如今年6月份成立的中瑞、中驰财团等。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绍兴、宁波、台州和杭州等地转制型民企的迅猛突起，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由于丧失了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同时，其公司治理结构又以家族制为主，这使得原生态民企的成长速度没有转制型民企快。更为不利的是，由于缺少股份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导致原生态的民企发展潜力也不如转制型民企。
“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不是上市公司，没有一家是靠自身积累成为500强的。”杨汛桥第一家上市公司、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光宇集团(浙江玻璃)冯光成董事长的话，也许预示着绍兴等地的发展潜力。事实也如此，由于绍兴、杭州、宁波等地转制型民企发展迅猛，促使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当地的发展模式突破了以“温州模式”为核心的浙江模式，形成了诸如宁波、杭州的混合经济模式、绍兴的资本运营等新模式。(作者为浙江区域经济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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