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国际定价权 做强期货市场目标诉求

　　“中国需要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已经成了国内经济界的一种共识，更成了近年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一张特殊的晴雨表和风景线。

　　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未像近3年来这样的风云突变，也从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的视线和牵动着中国经济的神经；而作为全球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或进口国，中国正在成为这轮涨价风潮的最大受害者；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作为大宗商品的国际大买家 ，发展期货市场、争取国际定价权已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待的问题。

　　商品期货疯涨3年 中国成最大受害者

　　从大豆、天然橡胶，到铝、石油、铜、铁矿石，再到棉花、糖……近3年来，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几乎不约而同的大幅上涨，而目前几种大宗商品的上涨行情更进一步演绎为“脱缰野马”，似乎看不到停止迹象。

　　商品期货这3年：原油涨了151%、铜涨了383%……

　　“国际

原油价格可能将于今年年底突破100美元大关，”近日，国际知名投行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作出如此惊人预言。而面对目前已经超过每桶70美元的现实，全球经济几乎已经无力承担—近3年来，原油期价已经涨了151%。

　　而量子基金创始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吉姆罗杰斯，现在也一改其“只做不说”的风格—出版了《热门商品投资》一书，这是他首次出书介绍实用投资建议。

　　这位投资大师预测：当前国际商品投资市场的牛市还将持续10年。

　　而牛市的最大动力，正是国际投资者近年来不断念叨的“中国因素”：“经济要增长，13亿人需要消费商品。”

　　“中国正在消费更多的商品，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这个消费速度还在加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铜消费国，世界第一钢铁消费国，世界第一铁矿石消费国，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世界第二石油和能源产品消费国。”吉姆罗杰斯在《热门商品投资》一书中写道。

　　吉姆罗杰斯关于“商品投资市场牛市将持续十年”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商品投资市场的牛市早已开始，大豆、石油、橡胶、铝、铁矿石、铜、糖、棉花……近年来，这些大宗商品几乎同时开始了上涨行情。

　　除了原油涨价引起全球关注外，铜的走势更是惊人。近3年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期价，在连续跨过3000美元、4000美元的关口之后，今年以来更是几乎以垂直线上升、在5月中旬创下百年历史新高—每吨8000美元，3年涨幅高达383%；

　　天然橡胶也同样如此，自2003年以来，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天胶期价，3年间涨幅达157%；

　　而国内对糖价上涨的关注相对较晚，似乎从今年初连续几次的国储糖拍卖后，人们才更多地给予了关注。今年初，面对咄咄逼人、不断上涨的糖价，国家开始动用宏观调控，如1月1月5日和16日，分别拍卖9.2万吨国储糖，希望借此抑制疯狂上扬的糖价。近3年来，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的糖期价，涨幅达121%；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铝期价，3年来涨幅达92%；

　　而自5月份以来，围绕铁矿石的涨价幅度，中国企业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谈判，目前几乎已是剑拔弩张，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中国成为涨价的最大受害者

　　面对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最大受害者。

　　“单从原油涨价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和需求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4年，我国共进口原油1.23亿吨，因油价上涨，令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136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4年GDP总量的0.9%，2005年国内企业又因‘高价买石油’多支付了150亿美元。另外，2004年我国为进口大豆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5年度的铁矿石涨价，也令我国多支付34亿美元。”这是格林集团金融投资服务中心分析员李冬梅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组数字，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为大宗商品涨价而付出的代价之大。

　　对于中国企业所处的这种无可奈何、被动接受高价的现状，国内有识之士纷纷“焦虑不安”。

　　“‘中国因素’现在成为了炒作题材，成为国际投资基金联手抬高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牟取暴利的途径。”5月28日，在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但中国“因为缺乏对商品价格的话语权，被动地承担了很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国内规模最大的期货公司—格林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王拴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观点：“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斥在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之外，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因此产生系统性风险。”

　　但是，目前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成为开放性的国际市场；同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也受限，此外，期货品种少也是一大原因，如目前国际市场上期货品种多达1000多种，而国内只有13种，品种和推出速度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因此，从国际市场的定价惯例来看，中国在国际定价权方面表现得还很弱，这也正是中国成为大宗商品涨价中最大受害者的根本原因。

　　国储“对决”伦敦铜 英雄不在胜败中

　　在这些价格疯涨的大宗商品中，铜尤为引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其上涨速度和幅度令人“目瞪口呆”，二是因为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以下简称“国储局”)首次以“调控”方式参与了铜的国际期货市场，这一行为后来被资本市场和媒体舆论演绎为“国际投机基金与国储进行多空对决”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大事件。

　　铜价涨至8000美元创百年历史高点

　　“对于铜价无法预测，也许哪天就涨到今天的一倍，也许哪天就下跌到今天的一半，”5月28日，在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的“金属分会”上，来自Sempra金属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约翰肯普如此评价国际市场铜的走势。

　　他指出：“过去3年中，各种预测都不够准确，包括像路透这样的专业机构，其分析都一直低于市场表现。”而这种预测与市场表现之间的误差也越来越大，“2003年时的误差还不大，但之后误差不断加大，如2004年机构预测低于市场表现约35%，2006年误差加大到近50%。如果按照目前8000美元的价格走势看，今年年底说不定误差就会加大到百分百。”

　　对于分析师们的预测为何越来越不够准确，他认为是“谁都没想到铜会有如此强的牛势。”

　　而作为全球铜最大需求国，中国的铜企业对此几乎是无所适从：“铜价就像一只猴子，一只上上下下不停跳动的猴子，”国内某铜企业的负责人感叹说。

　　面对铜价的疯涨，任何说法、分析和预测都已显得苍白无力。市场是无情的，影响和决定国际商品价格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似乎不受任何因素左右。

　　“其实，早在2005年初，国内期货界很多人就开始看空铜，当时伦敦期货交易所(LME)铜的每吨价格是3000美元。”某期货公司交易员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可是，到今年5月份，吨铜价格已经涨到了8000美元的百年历史最高点。”

　　打开LME铜价的走势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冲天牛势：2001年11月，牛市开始，当时LME铜价为1336美元/吨，2003年上升至大约2000美元/吨， 2004年3月升至3057美元/吨，2005年铜价突破4000美元大关，而进入2006年，行情更似脱缰野马—5月11日，铜价最高触及8790美元。

　　国储“抛铜”打压反而招来铜价猛涨

　　在期货界看来，目前伦敦铜的这股“冲天牛气”，除了市场需求的“中国因素论”、投机基金等因素外，与去年11月份以来发生的中国“国储铜事件”也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国储的“抛铜”才使原本已沸沸扬扬的期铜市场，进入了白热化的地步。(见P17“国储铜”事件回放)

　　国际投机基金与中国国储局之间的多空对决，曾被媒体演绎为“钱货大战”、“巅峰之战”等。相比之下，期货界的反应更具理性和探讨性，如从最初较为乐观的“国储抛铜四两拨千斤还是精卫填海”、“国储能否后发制人”，以及后来的“国储敲山震虎反引群狼来”等悲观论调。

　　国储铜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当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国际铜价连创历史新高 中国成为最大受害者》的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铜第一进口国，长期的高价位使中国铜贸易逆差剧增。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高达127亿美元，逆差105多亿美元；仅2005年1至9月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中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害者。”

　　公开资料显示，“国储铜事件”的最终结局并不理想。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公开场合中也说，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铜事件代价惨重，但不能因此就对市场风险谈虎色变。他因此鼓励商业银行要坚持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设计更多的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合理配置风险，将市场风险从被动管理逐步转变为主动调整和控制。

　　对于国际基金在期货市场的炒作行为，国内也有期货界知名人士曾公开表示：“国际投机基金在欺负中国”。但对于这种说法，更多市场人士认为是“自顾自怜”，并且可能产生“错误引导”。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追逐利润，对于参与者而言，市场是公平的，也是竞争的，是输还是赢，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判断和战术。

　　对“国储”的不同评价

　　时至今日，国储铜事件仍为期货界人士津津乐道，不过谈论的重点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战术点评”，上升为“战略抉择”。

　　如有观点认为，从国储局的特殊身份以及储备铜的特殊意义角度看，国储局不应该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去，“国家战略物资当然不能介入风险市场中去，资本市场的事应该由企业来做。在国际市场上，政府和企业更要严格分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期货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

　　原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现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认为，国储局追涨杀跌的逆势调节，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效果非常不好”，“对价格运行规律的认识上明显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而在企业对价格上涨表示无法接受时，国储的抛售行为并没有引导企业认真对待市场的价格上涨，也没有认真分析价格变动的历史，从而导致非科学化决策的出台。

　　因此，他认为，宏观决策部门也必须重视期货市场远期价格预测的作用和信号，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

　　格林期货董事长王拴红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对于国储铜事件，应该一分为二的看。除了关注经济利益的得失，更要看到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国储局的出手标志着中国终于开始勇敢应对和积极参与国际期货市场，这是避免更大损失、消除未来更大风险的重要选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人觉得应该向做出这一决策的人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