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铜市场反套利损失惨重 谁来维护民族资本利益

　　小扬

　　近日伦铜创下3501.5美元历史新高，再度引发了业内对庞大反套利盘的关注。就套利者本身而言，其逐利行为无可厚非，但从整个民族利益来看，它将大量资金从国内输至国外，形成资源在产区和销区的倒流，破坏了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功能。此时，淡化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改消极默许为积极监管，才能发挥期货市 场的应有功能。

　　反套利非中性博弈

　　跨市套利是利用两个市场的价差变化，在一个市场做多同时另一个市场做空来赚取差价。由于中国是铜进口国，正常情况下，应在国际市场上买入在国内沪铜上卖出，这称之为正向套利，反之则为反向套利。自去年5月宏观调控以来，国际国内铜价基差出现倒挂，参与者通过在国内买入并在国际抛空，来进行反向套利操作。但国际投机基金认准这部分空单到期后无法交货，因而大量做多，对中国空盘进行“挤仓”，而反向套利者别无他法，只有不断拉高国内铜价来弥补国际市场的亏损。

　　期货市场是零和博弈，有赢就有亏。在进行跨市场套利时，同样在每个市场上也有赢有亏。但若从民族利益来审视跨国界的套利活动，这种零和博弈的市场就不是那么中性了。

　　如果说这两个市场是在一国之内，或该国期货市场没有对外开放，交易者都是本国国民，则就整个国家而言，无论其中的套利者是赢是亏，还是投机者是赢是亏，就像一个人将一个左口袋的钱放入右口袋一样，总财富没有任何改变。此时监管层要做的，就是保持公正、公平和公开的政策。

　　但在此波反向套利中，民族利益却遭受了巨大损失。在LME市场上的两大利益主体为国外基金和国内套利者，前者做多，后者做空。铜价高涨时，前者盈利，后者亏损。而国内市场是一封闭市场，两大利益主体分别为国内套利者和国内投机者，前者做多(和LME做空组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跨市套利策略)，后者做空。同样，在铜价高涨时，前者盈利，后者亏损。从每个期货市场角度来看，均是零和博弈，符合期货市场的规律。但从整体民族利益角度看，中国是零和博弈中的净损失方，反向套利交易起到了将国内资金输送到国外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不当策略人为抬高了国内企业进口成本，中国阴极铜年进口量120万吨，若进口成本每提高1000元，则整个行业成本就增加12亿元，整个民族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民族利益谁来维护

　　期货业应该服务于国民经济，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但反向套利之所以愈演愈烈，指责国内跨市套利者是不恰当的。投资者的根本目的是盈利而非民族利益，考虑得更多的是经济层面，而非政治层面。首先，国际市场开放而国内市场封闭，使得按照国民标准来划分的投资者具有不对称性。在国内市场，无论套利者是赢是亏，从整个国家角度看总财富没有变化。但在国外开放性市场中，国内套利者的亏损，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就是财富的净流出；其次，虽然我国现有法律对从事境外期货交易有着严格限制，但事实上外汇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已大规模流向国际期货市场，因而损失的规模之大也在预料之中；其三，中国投资者在国际期货市场中，由于其规模大，目标明显，国际基金很容易获知其操作方向和意图，并成为其“猎取”对象。

　　当涉及民族利益时，高于个人的监管机构需要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此时一味强调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原则是不合时宜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并一直奉行市场原则的发达国家，在对待国际经济问题时，往往将民族利益或政治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例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品的反倾销问题上，发达国家考虑的是保护国内相关企业，维护民族利益。

　　就目前而言，既然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已成事实，不如将消极的默许改为更积极地监管。因为境外投资涉及因素更为复杂，并涉及民族利益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方式将境外期货投资管理予以法律化，并对境外投资去向、盈亏情况等进行有效监控，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发生大规模损失，能迅速借助行政、法律手段控制损失幅度，化解风险。

　　同时，还应增强对行业采购的规划，改变“人多势不众”的尴尬局面。我国作为诸多生产原材料的净进口国，巨大需求不仅未给中国在进口定价上争取半点优势，反而频频被国外基金盯住，成为“冤大头”。因为进口企业数量众多，依靠单个企业力量是无法起到隐藏采购计划采购意图、协调进口，在纯粹“个人理性”的情况下只能出现一盘散沙、集体受损。从发达国家来看，有效地、能够真正代表行业利益的行业协会，无论是官办性质的还是民间性质，在促进本行业健康发展、维护行业中企业的利益、防止国际竞争中的利益损失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