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盈基金刘传葵：延续传统理财文化梦想

　　刘传葵

　　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经济思想也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有些经济思想，在当时先于世界各国而早熟，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在古代中国就可以找到其渊薮。以家庭或个人(私人)致富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私人理财思想滥觞于春秋时期，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到西汉中期臻于成熟，其标志是《史记》的问世。《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蕴含着丰富的私人理财思想，是私人理财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先秦的经济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吴越时期的范蠡是中国古代

理财的典范性人物之一。范蠡辅助勾践谋成国定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苦心经商，积累财富千万。后来，范蠡又“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范蠡十分有理财头脑，他的主要理财思想第一是“劝农桑，务积谷”，二是“农末兼营”，三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范蠡把握天时变动的规律，讲求节令，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其财富从“居无几何”到“致产千万”。

　　中国理财文化的成熟也以《史记》的问世为标志。司马迁认为，占有一定资本，选择谋生、经营的行业后，能否经营得好，发财致富，还取决于经营者的聪明才智。“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想致富发大财，必须“用奇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司马迁还特别强调“诚壹”，即专业化分工，这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分工理论有共通之处。司马迁列举了当时人们看不起的“小业”、“薄技”中出现的家财“千金”、“千万”、“鼎食”、“连骑”的富者，认为“皆诚壹所致”。“诚壹”会使你对市场需要、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日益精通，在“能”和“巧”方面超过同行，树立起商业信誉；“诚壹”还会在捕捉信息和正确决策方面逐渐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具备“用奇”的条件和能力。“诚壹”和“以奇胜”体现了中国私人理财方法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充满对诚信的重视。“诚信”即“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孔子的“信则人任焉”“民以诚而立”，为政者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诚信是为政之道为将之道，更是为商理财之道；孟子论诚信“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墨子“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也极重诚信：“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韩非子则认为“巧诈不如拙诚”，并鲜明地提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诚信乃为君之道。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早期的卓越的理财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虽然在清朝陕西票号和浙江钱庄曾经盛极一时，仍没有培育出现代金融文明在中国发展的沃土。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理财业务兴起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时尚，为大多数国人所接受。

　　回首中国理财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可以发现最近理财业务兴起这股激荡的潮流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经济文化背景。目前，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适应个人理财需要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

理财产品如雨后春笋般飞速成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内目前比较可行的关于个人理财涉及到的资产保值、增值方式，已经包括了存款、证券投资、外汇投资、期货投资、收藏品投资、特许加盟、保险、教育基金、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一些固定资产消费贷款的合理规划)等。

　　尤其1998年证券投资基金的推出，标志着以之为代表的现代理财制度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基金为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基金是众多理财方式中发展更快、收益更明显，安全更有保障的新的理财方式，正被人们逐步认知并接受,　不仅已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更在人们日常的理财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年以来强盛的基金财富效应更是对基金业的一次重大普及推广。

　　基金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个人理财工具，中西理财文化的差距必然会对其在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中国传统的理财文化强调的是勤俭和储蓄，对于合理运用财富实现资产增值重视不够。同时，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老百姓往往羞于谈论财富。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致富愿望被充分激发起来。然而致富需求还必须通过合理的致富途径来实现，因此，不断推进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在监管和制度保障下,不但有利于老百姓的财富增值，也有利于中国理财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系宝盈基金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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