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求变之时

　　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是：

　　(1) 政府调配资源以增加资本；

　　(2) 政府利用激励机制吸引国外资本，以促进出口增长；

　　(3)国有金融体系从出口中获得资金，用于政府推动的进一步投资。

　　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在于，由政府调配资源以增加资本形成，然后刺激出口增长，进而为政府引导的资本形成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来源。

　　这种模式导致了附属于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财政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增加，也就是说，下放到每家每户的款项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正在减少。家庭收入和GDP之间的脱离正反映了这种趋势。

　　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是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集中，而中国关于这两方面的统计数据都不完整。某些政府机构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 (0代表收入的完全平等，1则表示所有收入集中于1人)，一些民间调查甚至得出更高的数字。对银行存款分配的一些研究也说明了财产已经高度集中。

　　由于中国劳动力出现剩余，因而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彻底的竞技场，想通过苦干而出人头地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市场施加的巨大影响，任何人只要享有政府特权，就能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聚敛大量财富。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特权而非公平竞争，这种观念正导致更多社会事件发生，这将影响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过分依赖贸易促进就业，使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越演越烈。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颇有微词，并将人民币作为解决贸易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而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引起

通货紧缩却不能减少贸易顺差。实际上，当通货紧缩致使投资减少时，贸易顺差也会随之扩大。

　　加之产能过剩引发的投资减速，将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6和2007年急速增长，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矛盾，并为

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

　　分配不均引起的内部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中国的贸易顺差带来的外部摩擦，这些都显示了中国靠政府引导出口以及投资带动的发展模式已经快到达极限。一旦中国发展模式的内部矛盾逐步激化，它们将触发一场中国不能应付的经济危机。调整发展模式以防止潜在的经济危机发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既是一个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修改这种模式势在必行。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是：稳定农村以及缓解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

　　中国可以且应该将其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转变为消费需求，中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大支持农民增收的力度；(2)提高最低工资；(3)将政府控制的资产归还于民。通过以上转变，我相信中国能够保持十年的高速与高效发展，还可以消除贸易顺差。

　　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将经济权力归还于民。

　　1) 2010年以前，通过发行扶持农村的国库券，将农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1.6%提高到3%，即从人民币3000亿元增加到1万亿元。以我的理解，这项赤字开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稳定农村十分必要，还能减少其贸易顺差，缓解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可指定银行存款利息税并征收财产税来支付上述债券的利息。

　　2) 2010年以前，使最低工资额增至现在的三倍。当劳动力出现剩余时，劳动力市场将成为一个残酷的竞争场所，导致收入集中与消费不足。由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影响最大，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是稳定农村的关键。由于贸易

竞争力的下降将减少出口行业的就业量，这一减少可由消费的增长来抵消。

　　3) 将人均15000元的政府控制财产归还于民。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财产(包括已经上市和即将上市的国有企业、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总和可能超过GDP总量，比所有的居民银行存款还要多。中国可通过征集以上财产，将其变为国有基金，再将基金股份平均分配给公民，并为民间铸造货币提供适当的条件，把财产交给农民使他们可以购买城市房产，这将带来可持续十年的消费繁荣，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