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独立账户理财前提为需完善公募基金治理

　　胡立峰

　　近期，基金管理公司业务多元化问题和不同业务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市场的极大关注。关于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独立账户理财的报道越来越多，有关部门也在加紧进行规则拟定工作，基金管理公司的咨询业务近期也获得批准。

　　持有人大会缺失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咨询业务，证券行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证券法和基金法是否充分支持，业内意见不一。

　　支持和鼓励基金管理公司拓宽业务渠道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聚集一批优秀的人才，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和

企业年金确实存在迫切进入资本市场的需求。基金管理公司开辟独立账户

理财，是大势所趋，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把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限制在公募基金管理上，也是对民族资产管理业的自我限制。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公募基金的治理结构是完备和有效的。公募基金的持有人可以通过持有人大会机制对基金管理公司施加实质性影响，手中握有制约和监督基金管理公司的真正“武器”时，才可以大规模开放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账户理财，甚至其他业务。

　　也就是说，基金管理公司寻求发展的同时，公募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保护也要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目前中国基金业在证券市场能够成为相对繁荣的行业，主要得益于基金业的制度优势。强制托管、强制组合投资、强制信息披露是中国基金业繁荣的三大支柱：

　　强制托管，使得基金投资者的资产得到安全妥善的保管。基金法又从国家法律的高度明确规定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基金投资者的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非因基金财产的债务，不得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

　　强制组合投资，要求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基金资产时必须分散投资，避免了高度集中投资的危险，基金组合资产避免了非系统性风险。

　　“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强制信息披露，要求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运作和托管置于全社会的监督。

　　但是，基金业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归结起来不外乎一点：作为基金业最重要的当事人——基金投资人，其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拥有的权利不容易实现。

　　具体体现就是，

股票投资人可通过股东大会的形式行使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约束权利。股东大会虽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股票投资人有了一个基本的表达自身意志的机制。基金投资人作为基金财产的主人，目前缺乏一个表达自身意志的机制，持有人大会很难开起来。基金投资人对“管家”(基金管理公司)即便不满意也无可奈何，只有用“脚”投票，而不能用“手”投票。

　　基金管理公司不同业务的外部约束和外部压力相差很大。仅仅从道德层面希望基金管理公司自律，一碗水端平，恐怕不大现实。即便建立了所谓的防火墙，也可以“爬墙”过去，即便再严，还可以“凿壁偷光”。

　　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根源在于基金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我们在基金业发展思路上的局限，即长期以来我们并不积极鼓励基金投资人做主，并不鼓励基金投资人依法表达自身的意志，而倾向于依靠行政管制来协调基金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的矛盾。

　　空间

　　基金管理公司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而来自基金持有人的压力几乎没有。

　　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是保护持有人利益的最主要手段，是广大持有人的“父母官”，但监管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表示要淡化实质性监管，强调市场化监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应鼓励并支持基金投资人发挥作用。

　　事实上，持有人大会作为一种平衡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基金投资人比任何人都更关心自身财产的安全。

　　如果我们每只公募基金可以像上市公司和每年的“两会”那样，召开一次年度持有人大会，审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工作，目前担心的公募基金利益受损问题，将可以得到大大缓解，甚至解决。

　　国外的基金公司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同样的，基金治理结构与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虽然我们建立了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但为什么收效不大呢？因为此独立董事非彼独立董事。

　　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是基金的独立董事，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国内的独立董事是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不由持有人提名和决定，保护的是基金管理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有观点认为持有人大会召开的难度很大，意义不大。笔者认为，不能拘泥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制原则，随着时代的进步、理论的创新，都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制思想在发生重大变化。

　　基金业的实践工作，既要源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持有人的监督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直接有效的。至于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效率问题，随着技术发展，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比如，充分利用交易所交易系统，为集中性交易的基金持有人开辟电子表决系统，有效解决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技术难度。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