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基金公司高管纠葛 员工联名上书证监会

　　新员工招进门却又不认账，董事长、总经理各不买账。不知投资者敢不敢买新世纪基金公司的账

　　本刊记者 柳瑛

　　5月6日，15名新招聘的新世纪基金公司(筹)员工联名上书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 会和重庆市政府，反映公司内部“一系列非常严重的事件，导致员工合法利益受到巨大损害”的情况。

　　这份题为《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新员工对公司目前严重事态的紧急反映》的材料，通过挂号信方式寄送给了上述三个部门的有关领导。而此时，自2月中旬以来一直在公司工作的这些员工只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由于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他们中少数暂时回家，大部分滞留在重庆当地，许多同事两个多月与家人分离，如今甚至连探家的路费都成为问题。

　　招聘

　　注册在重庆市的新世纪基金管理公司(后简称新世纪)，一直被视为西部地区至今惟一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今年年初，当地一家媒体曾有报道预计，公司将在4月份正式开业。

　　这种推测在当时有着充分的依据。去年年底，新世纪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刊登了招聘广告。与同期也在招聘的招商、融通、易方达、博时等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相比，新世纪的门槛可谓最高：投资部、研究部、市场部等都要求35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和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公司的踌躇满志可见一斑。

　　据员工介绍，2002年12月，公司开会一致决定由总经理张孝来负责人员招聘工作。今年春节前后，张加班分别在重庆、上海、深圳带队开展招聘工作。

　　2月12日，公司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议，负责招聘工作的人员将拟聘人员的基本情况向与会者作了详细介绍，并安排了各人的岗位。既而，十几名新员工陆续到公司报到，并按照各自主管领导的安排，立即投身到紧张的公司开业筹备工作中。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疾风巨浪马上扑面而来。

　　意外

　　“当时满怀希望而来，谁知道，竟成一场梦魇。”一位员工回忆道。

　　寄送材料中记录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故。首先是2月24日，公司突然召开只有大股东新华信托代表蒋钢参加的“公司筹建工作会议”，次日，新世纪的董事长蒋钢和财务负责人李德玉突然表示，不承认新员工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发出“公司筹建工作会议”通知，要求新员工重新参加“面试”。

　　25日下午，新员工接到没有任何人签发的“通知”，称由于上午他们没有参加一个仅有新华信托一家股东参加的会议，而自动放弃“应聘”，并被要求马上离开公司。26日，绝大多数新员工的门卡失效。

　　短短3天内意想不到的遭遇让员工准备打退堂鼓，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大家仍继续自觉坚持工作。但工作中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桌上的办公用品经常一夜之间离奇丢失；晚上加班被保安冷嘲热讽和催促离开，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刚刚写完的重要文件也能从电脑中不翼而飞。新员工表示，当时只想完成工作，希望挨到公司开业后情况有所改观，所以继续加班加点，未来拟发行的基金雏形已露端倪。

　　然而，这点希望也马上破灭了。3月28日，原本被期待对开业给出说法的一次股东大会没能形成任何决议，开业工作为此延期。

　　据介绍，来到新世纪以来，新员工只领到2月份后半个月的薪水，而这是张孝来用自己的薪水和储蓄垫付的。面对工作秩序混乱和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新员工们只好主动和新世纪的高管接触，但没有得到董事长蒋钢的正面答复。4月28日，更令他们吃惊的是，蒋钢以公司名义下发通知，要求他们两天内搬出公司租赁的宿舍———当时的背景是全国正在为抗“非典”而减少人员流动，而且重庆正是疫区。

　　疑问

　　面对讲述的种种遭遇，问题油然而生：招聘的这近20名员工，当初到底有没有得到公司高管尤其是董事长以及大股东的认可？

　　据其中一名员工介绍，在2月12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上，与会人士当时没有对招聘程序和内容公开提出质疑，这点有会议纪要为证。而且在会后，来自新华信托的财务负责人李德玉积极为新员工安排了由新华信托提供的住房租用事宜，董事长蒋钢也曾派自己的司机到机场一一将新员工接到住处。

　　“我们咨询过律师，他们的这些行为都从事实上说明对我们的认可。”绝大多数员工的确没有和新世纪签订书面合同。“我们接到的是口头通知，但根据《劳动法》，我们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已经合法成立且有效。”据介绍，其中一名员工曾经索要并拿到了盖有公司签章的协议书传真件，但得到的结果和其他人别无二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新世纪对这些员工反面绝情呢？

　　“开始我们也不明白。后来才逐渐发现，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合法合规运行方面都有问题。”新世纪公司总共有5家股东：重庆新华信托投资公司、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分别占38.89%和27.78%的股份，西北证券、华鑫证券和山西信托各占有11.11%的股权。董事长蒋钢来自新华信托，总经理张孝来来自仪电控股。但蒋钢曾对媒体表示，仪电与华鑫证券是关联企业。

　　公司筹备开业期间，蒋、张在具体事项上出现不少分歧。在员工提供的材料中记述着公司去年12月一致决定，张孝来负责电脑设备的购置工作，而蒋曾经拿来一份前期的1200多万元的合同，被张认为价格远高于市场同等产品而拒绝签字，采购价最终降到600多万。

　　公司董事会规定只有董事长、总经理才可以各购买一部“奥迪A6”，张孝来没有买，但在蒋钢的默许下，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也买了一辆。公司并拿出一套数额不菲的大额车险合同，再次被张认为超出标准而拒绝签字。公司有人士指称，承保的公司与蒋钢夫人所在的保险公司同为一家。另外，目前仅有两人的北京办事处租用着日租金88美元的办公场所、公司在重庆购置的无出其右的进口家具、6万元一套的进口音响，也都不断摩擦出双方的火花，而员工认为一度在董事长办公室套间内出现的佛堂，更是一道“看不懂的风景”。

　　“牺牲品”？

　　申诉的员工表示，对于事态的格局，李德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连公司谁是大王小王、董事长和总经理谁大谁小都分不清？”直到此时，他们才更体味到2月25日李德玉说过的另一句话：“你们就是斗争的牺牲品。”

　　不甘于“牺牲品”的命运，员工们于4月中旬向股东单位和重庆当地的有关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但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据了解，目前他们已经在当地聘请了律师来维护权益。如果内部调解、当地劳动局仲裁都没有结果，他们希望诉诸法律。“无论走到哪里，也要讨一个公正的说法。”而员工提出的要求也很清晰明了：公司以书面形式确认已经存在的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福利，立即补发拖欠工资，报销应由公司承担的一切费用；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的条件、环境和秩序。

　　但简单要求的背后也有深深的担忧：“在坐失市场良机的同时，在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心中的信誉损失都是无法计量的。试问，哪个投资者敢将资金委托给一个连员工自身财产都受到威胁的基金管理公司？”这些员工相信，如果他们真成为“牺牲者”，故事一定不会结束，因为未来的投资人极为可能成为更大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