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定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较大的失衡态势，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失衡上。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调整，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理应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中国自身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中国经济时报6月19日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主要表现就是一方面美国经常项目存在大量的逆差 。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占GDP的1%，但从90年代后期起，经常项目赤字出现较快增长，2004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5.5%，2005年增加到6.5%；另一方面，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则集中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国，以及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大量逆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投资过快，储蓄率较低，消费水平极高。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表述为：S-I=NX，也就是说储蓄减去投资等于净出口，即一国贸易平衡状况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储蓄和投资状况。如果一国储蓄低于该国的投资，该国就出现贸易逆差，要调整上述的贸易不平衡状况，就应通过增加储蓄或减少投资进行。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里根政府奉行供给经济学派，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等刺激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收入出现大量的赤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通过紧缩财政政策，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储蓄。但由于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美国投资急剧增加，储蓄则出现下降。据统计，在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期间，美国的消费需求占GDP中的比率大体上保持在67%，而近年来，这一比率又增加到70%左右。

　　总的来说，全球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调整，但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恶化必然会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既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发达国家利益，因此，有关各方都应负责任地承担其各自的调整责任。正如IMF（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所强调：全球经济不平衡不能仅仅依靠

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是一个应该由所有国家和地区来共同努力达到的目标。如美国应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降低财政赤字，欧洲和日本实行结构改革，提高内需和经济增长率，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等。因此，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携手进行，那种一味地将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强加给某一国家或地区，甚至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不但无助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还可能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较大的失衡态势，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失衡上。1994至2005年期间，除了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63.8亿美元的逆差外，其余年份均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而且，顺差额逐年增加。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从1994年初的211.9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末的6099亿美元，2005年末又增加到8189亿美元。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和反映，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反映出国内经济的失衡状况，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国内投资明显大于储蓄，储蓄明显过高，内需不足。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对外经济的失衡状况，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调整，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对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理应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中国自身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那种将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全部聚焦在

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方面的看法是片面的和不理性的，既然，中国对外经济失衡是对内经济不均衡发展引起的，因此，就应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切实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际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转变，问题的症结，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就在于“体制”，也就是说尚未建立起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如尽量减少对企业这个微观主体决策的干预，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同时，要建立全面综合的考核机制，科学全面地考核工作实绩，切实改变以GDP和引资指标等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机制，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GDP冲动”和“引资冲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一是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保持出口一定增长的同时，增加进口，减少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二是进一步扩大消费，推动内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对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要使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进和调整财政政策，增加财政在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同时，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储蓄率，对于进一步推动内需将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三是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明确产业投资导向，健全投资约束机制，压缩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投资，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和质量。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汇率调整对于改进和调整一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大国而言，汇率的大幅升值是不可行的，不仅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调整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加了。而且，中国已经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对外汇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作为汇率改革的目标，并采取了增加外汇市场主体、引进做市商制度，以及提供远期、掉期等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等措施。下一步，中国仍将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同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也应树立起汇率风险意识，增强对汇率变动的承受能力，充分运用远期、掉期等工具，规避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