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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
本报记者 林纯洁 发自上海
从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模式就开始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类似的汇率形成机制也使两国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在全球通胀压力倍增的背景下，中国看似独善其身，实则危机潜伏：外有货币升值压力，内要面对流动性严重过剩，而成品油等基本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更是增加了经济的变数。针对全球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可能面临的选择，《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局长王瑞杰(H e n g S w e e K e a t)。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通胀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全球的股市最近也受到重大的影响。你对全球通胀及利率前景持怎样的看法？
王瑞杰：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的通货膨胀维持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而这种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也使得全球的利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了大宗商品价格整体的快速上涨，但这种由需求带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并没有带动通胀率的走高。主要的原因是整体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大幅扩展。
不过包括我们在内的各国央行开始关注通胀的压力，我们看到美联储在加息，并认为他们还将继续，欧洲央行也在加息，而日本央行也结束了他们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各方都试图在通胀还没有失控前对其作出控制。
只要投资者的信心不出现突然的转变,我认为单是整体利率上扬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不会有太严重的影响，因为全球经济中强劲的需求和供给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过分的担忧。
《第一财经日报》：相对于别的央行持续加息，MAS看来找到了另一种控制通胀的方法，那就是货币的升值。但是MAS是否考虑到货币的升值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因为在2001年3月MAS第一次正式声明推进新加坡元升值后的几个月，出口表现不佳曾使MAS改口。
王瑞杰：我们并不认为强劲的货币会对出口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对于MAS来说，我们认为较低的通胀水平更加重要，对于消费者以及公司来说都有很大的好处，这有助于整体经济的稳步增长。如果通胀水平过高，那就意味着整体经济中存在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MAS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将通胀水平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很可能从其他的国家“进口”通胀。我们认为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位，这会给通胀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新加坡元的升值对我们有所帮助。
《第一财经日报》：MAS是否有自己的通胀目标？
王瑞杰：虽然我们非常关注通胀的发展情况，不过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我们会在我们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对通胀的前景作出预测。
《第一财经日报》：在去年当人民币随着美元走强时，中国国内曾经一度兴起关于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通缩的讨论；而到了今年美元开始走弱，市场流动性又开始泛滥，通胀成为了主流。看起来好像汇率与国内市场的流动性有着很强的关系。你是否认为中国也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应对过高的市场流动性以及通胀压力？
王瑞杰：一旦汇率形成机制从原来的盯住美元改变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这会给予汇率机制更多的弹性，并且市场机制将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将是利率。目前中国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充裕，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但是由于这些资金并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配置，所以资金的回报率却不高。所以，中国需要为这些资金找到更多的投资渠道，在这个方面，QDII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王瑞杰：首先我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各个国家都需要作出自己的努力。
很显然，中国可以从刺激国内消费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社保体制以及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消费，取消农业税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却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人民币目前也在缓慢地升值。去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中国人民银行有了调整汇率的手段，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变化。但是这种汇率的调整需要严格的监控，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
《第一财经日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一些基本生产资料实行了价格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正在放宽，政府已数次调高了成品油的价格，同时如电力和水的价格也有上调的压力。这是否意味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会更加直接地反映到CPI上，市场化改革是否将使通胀风险加大？中国该如何应对？
王瑞杰：在我的观点看来，这种调整与那种持续的通胀压力是有区别的。作为整个市场化进程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对通胀产生影响并导致利率的走高，但是我并不认为将会是长期系统性的问题，而是市场改革迟早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印尼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提高了燃料油的价格之后，他们给予了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补贴并提高了利率。
而且我还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价格上升，从以往新加坡电力市场的改革中我们发现，竞争导致新技术的采用反而使价格下跌。所以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同时可以对那些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进行价格控制。将整个价格体系放开有利于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也将从开放市场带来的竞争中受益。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经相信香港在亚洲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已经领先了。最近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在吸引对冲基金方面已经超越了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新加坡与香港最显著的不同点在哪里？
王瑞杰：新加坡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这是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新加坡很靠近中国，而同时新加坡又非常的国际化。
整体来说，新加坡具有平稳的政治环境，其政策具有充分的可预见性；同时新加坡的制造业非常发达；而在贸易方面，新加坡与众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所以新加坡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新加坡更加具有优势。在新加坡，70%的居民是华人，讲中文，而工作语言是英语。
即使从中国企业募集资金的角度来讲，相对于其他的金融中心，新加坡也有自己的优势。对于我们来讲，帮助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并不仅仅就是募集资金，因为一个好的企业可以在任何地方筹集到资金，比如伦敦、纽约，同时银行也非常乐于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
我认为，一个市场是否可以帮助企业成长才是关键的。新加坡拥有超过7000家的跨国公司、活跃的研究与开发业以及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些将帮助中国企业成长，尤其是在品牌建设以及市场开拓领域。同时新加坡也可以成为这些企业进军区域以及国际市场的平台。
对于某些类型的企业来说，新加坡可以给他们更好的成长空间。比如，航运类企业就可以在新加坡获得更高的市盈率。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监管是中国企业奔赴境外上市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在新加坡整个监管的环境又如何？
王瑞杰：新加坡的监管系统高标准而不失人性化。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声誉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在银行、保险等行业采取了巴塞尔和IOSCO等国际标准，同时我们也在风险管理监管方面作出了努力。
保证高标准监管的同时，我们也重视商业企业实际的需求。比如一个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成熟的企业治理系统，那么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向我们证明他们可以达到我们的标准。同样我们的监管也会努力适应金融市场发展。
我们的监管风格是：高标准同时又有助于推动市场的创新。在不降低监管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将努力使企业在一种轻松的环境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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