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自由兑换难在哪

　　文/王东京

　　如果哪一天，政府颁布法令，说你家种的萝卜，可以取代人民币在国内流通，那你可能会乐得背过气去。在国际上，虽然主权国家一般都发行自己的货币，但大多数国家，货币一出国，就无异于一堆废纸，只有少数货币，最终成了炙手可热的“金萝卜”，为其它国家争相追逐，能够在国际市场计价、流通。其奥秘就在于，后者实现了与其它通货的自由兑 换。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只要是顶门立户过日子，总会有些国际往来；不管这种往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其它方面的，一般来说，有往来就会有国家间的支付，有支付就会有货币间的兑换。因此，除非你把国家“锁”的如铁桶一般，堵上家门朝天过，否则，货币兑换总是免不了的。

　　完全不兑换的货币，在历史上或许存在过，现在虽不能断言没有，但肯定是不多见。更常见的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按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一规定，贸易收支，都要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底下，因此所谓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主要是指贸易用汇，兑换起来没有限制。

　　货币兑换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兑换。即不仅放开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如国际借款、投资等)下的货币汇兑，同样是自由的。实际上，这相当于取消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这种货币兑换，说起来好象挺复杂，其实跟农民进城的道理差不多。不可兑换相当于以前我们冻结户口，禁止农民流动；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则类似于现行的政策，允许农民进城，但要问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探亲访友，或者求学深造，当然没什么问题；要是进城务工，就要受些限制了，有时甚至干脆把你当成“盲流”，送回老家；而完全可兑换呢，则代表着户籍改革的方向——取消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界限，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城了住久了，可以搬到乡下，乡下待厌了，可以搬到城里，随便去什么地方，都可以落户安家。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邪门，越是经济困难，你给人打张借条，人家越不放心，即使他不等着用钱，也天天追着你讨债。反过来，如果你财大气粗，可以随时兑现，别人倒不那么着急了。对一个国家来说，又未尝不是这样。当国弱民贫，缺少外汇，因而不得不对货币汇兑加以限制时，各国却不买账，偶尔持有一点本币，还避之不及，唯恐砸在手里。但当这个国家“发达”了，有能力承诺说：把本币拿来，我随时给你兑换，换成哪种通货，任你挑，任你选，这个时候，原来的“丑小鸭”，就摇身变成“小天鹅”。这个国家的货币，也就身价倍增，人见人爱，各国都愿意持有，成了国际货币。只要把印钞机开动起来，在纸片上印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东西了。

　　自由兑换既然好处多多，所以近20多年来， 人民币也在不断向国际化靠拢。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IMF的合法席位，当时我们的外汇一直比较少，政府管得比较紧，因而采用IMF协定的第十四条款。这是一个过渡性安排，允许我们保留以往的汇兑限制。1994年是个里程碑。这一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情况大为改善，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加快了汇兑自由化的步伐，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所有汇兑限制。

　　在此之后，不少人被外汇体制改革的成功喜悦所鼓舞，建议尽早放开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惊雷乍起，把人们吓出一身冷汗，也暂时搁置了这个话题。直到最近，人民币自由兑换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那么，实现自由兑换，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首先是自由的汇率。取消了汇兑限制，也就意味着汇率决定的市场化。1994年以后，

人民币汇率的确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但政府仍然放不下心，松不开手，担负着过多的管理责任。所以很多人讲，人民币汇率稳得有点过头，跟经济走势不吻合。说到底，汇率体现的是货币之间的供求关系，资本项目放开以后，汇率的定位，就要到世界市场上去考虑了。因此，一旦实行自由结汇，就得允许汇率充分浮动。

　　其次是较强的经济实力。看眼前，就是外汇储备要充足，能对付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这就象居家过日子，手头得有点钱，万一遇上三灾八难，能拿得出来。但有一点，若是国内经济搞不好，

竞争力上不去，不管有多少储备，可都是枉然，都会坐吃山空。反过来，如果国内经济蒸蒸日上，产品、技术国际领先，那么，其他国家要跟我们把生意做好，把关系搞好，就得考虑储备人民币了。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自由兑换其实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最后是高水平的监管。毕竟，国际市场是大风浪，不比我们现在，可以偏安一隅。前面有车，后边有辙，把资本项目放开了，如果监管跟不上，出现前几年像东南亚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也未为可知。

　　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到点，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大势所趋，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但真要迈这一步，也非同小可，不能不思前想后，掂量再三。因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审慎。看来，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在提升综合国力与完善监管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电邮：[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