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报复威胁是否消除

　　本报记者 程东升 胡敬艳 李振华 前言

　　4月18日，胡锦涛主席起程赴美，首站抵达西雅图。在中美贸易摩擦胶着期，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带给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比如一直以来的焦点话题：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强硬态度是否会有所改变？悬念在北京和华盛顿上空萦绕。

　　汇率问题发端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于国际金融理论。在要素价格均等理论成立的基础性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各国的汇率变动最根本因素是各国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中美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这在人民币和美元的汇价上基本得到了表现。中美贸易问题是由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的，在中美贸易中，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制造能力；而美国对华贸易中突出的优势是技术和服务贸易。然而，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华的贸易结构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要素比较优势，如美国比较优势的技术贸易对华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中，中方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映射出人民币升值存在诸多“虚”的成分。

　　另外，中美劳动力货币工资的差距也是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假相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同等职位、学历的劳动力，在中国渣打银行需要给付的年薪是8000美元，而在美国则需要80000美元。即便是制造业工人，在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是15美元，但在中国则只要0.5～1美元就可以解决。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目前还并非完全的市场定价，劳动力价格存在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性折扣问题。货币工资的体制性折扣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究竟美国会是否会通过对华汇率报复案？美财政部是否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汇率报复案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刻因素？中美如何才能走出贸易战的阴影？

　　本报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举办了此次论坛。论坛特别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丘东晓副教授、张处副教授以及香港承兴投资集团罗静总经理、香港胜融兴业邓少青副总经理、中信国际商贸刘羽副总经理等，论坛由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传媒与公共关系主任孔芬芳和《21世纪经济报道》研究评论版李振华共同主持。(胡生)

　　北京报道

　　汇率报复案是否会实施？

　　主持人：就在《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仿若搁浅之时，《格拉斯利—鲍卡斯》法案来了。该法案大致是要求审查人民币汇率是否侵害了美国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与前法案关注中美贸易不同，后者涉及联合世界银行或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一个惩罚体系，敦促对汇率操作国进行惩罚。为什么抛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的两名美国议员，在中国之行后改变了态度？

　　邓少青：这次美两议员访华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到底对美国的利弊有多大；第二，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对调整汇率采取了哪些措施；第三，探探中国的底线，到底中国政府对汇率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通过几天的行程，他们跟中国企业和相关部门，比如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官员进行接触。事实上中国在去年7月25号之后对汇率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允许当天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可以在0.3%，同时中国政府这两年在扩大内需和减少出口退税方面做了相关工作，甚至取消一些出口配额等等。当然，他们此次中国之行认识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必须考虑到目前的金融市场状况，中国GDP总量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张处：历史地看，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最后还是取决于中国的处理技巧。

　　丘东晓：我的看法稍有不同，就算美国政府把这个法案提上去，就算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美国政府也是不会通过的，因为政府考虑的是全国的利益，作为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代表的是很少一部分群体的利益。

　　雷鼎鸣：美国生产者对政府施压，人民币如果一直不升值，美国政府压力也很大。但美国社会都认为人民币一定要升值？未必。

　　如果人民币汇率确实被低估，实际上总体而言对美国有利。美国买中国商品比较便宜，而中国买美国的东西比较贵。但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对美国整体经济有益，并不意味着对美国每一个人都有好处。人民币汇率低估让美国某些和中国竞争的生产者感觉不爽，但是消费者从中受益，而消费者所得到的好处大于生产者的损失。

　　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般而言就算消费者人数再多、受益再大，对政治影响力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消费者比较分散，很难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去年欧洲某些代表消费者利益的进口商对政府施压，要求给压在海关的中国纺织品解禁，但这种做法并不常见。

　　邓少青：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因素。再有，中国出口的一些纺织品、鞋类等产品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一定冲击。所以，为了维护政治方面的利益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美国希望人民币汇率提升。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数量增加，美国从中国市场获得利益也很高。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更多的投资方向是在美国国债市场，对美国资本市场也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一些普通消费者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最终受益者。所以，汇率报复案背后，美国政府的心态比较矛盾。

　　雷鼎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提案建议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一律征收27.5%的关税，这个威胁是否可信？我觉得不可信。这就好像前几年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每年都来也汹汹，去也悄然。因为美国如果实施报复案，中国不可能不回应，长期下去对双方都很糟糕。

　　丘东晓：这次汇率问题和最惠国待遇不一样。当时中国不是WTO成员，美国不给最惠国待遇，中国也没有办法，美国没有这个责任。我觉得美国实施汇率报复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都通过汇率报复案，中国肯定会诉诸WTO解决。WTO必须搞清楚中国是否操纵汇率进而损害了美国利益，但是，证明一国操纵汇率损害某国，比证明一国商品倾销更难。

　　雷鼎鸣：美国会利用《反倾销法》应对美中贸易逆差还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争端解决机构(MFN)不会真正去做。通过人民币汇率和最惠国待遇打贸易战，是全面的贸易战，得把所有商品全部加收关税，牵涉范围较广。但反倾销法呢一般只是有针对性的，即便发生什么问题，带来的破坏也较小。所以，我觉得“汇率报复案”真正打贸易战的机会不大。

　　主持人：如何看待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两个方案的前景？

　　刘羽：中美贸易摩擦是持久的，但是此次提到的“汇率报复案”将遭遇难产。美中贸易逆差，按照中方统计是上千亿美金，按美国统计口径是2000亿，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在短期内难以转变。当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是雷声大雨点小。

　　邓少青：认为中国政府操控汇率，没有事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汇率，而且目前中国也不是单纯的固定汇率。

　　中国出口企业害怕升值吗？

　　主持人：有人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美国为了维持日本和韩国发展而实行低汇率，牺牲了很多美国的利益；东亚国家后来都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利益被继续侵害，这是造成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贸易失衡是必然的，是全球经济重新进行分工的结果。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丘东晓：美国贸易逆差很大，究竟是不是一个汇率问题？其实美国的教科书里面已经讲到，美国出现双赤字不是现在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美国双赤字是哪里来的呢？财政赤字是因为美国人扩大了消费，影响政府财政支出；而强大的消费需求也造成美国出口少进口多，形成贸易赤字，这是美国教科书的解释。所以，汇率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全球化是造成美国双赤字的一个很大原因。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出口的商品已经不是纯粹中国制造，而是很多国家一起制造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芭比娃娃，由台湾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厂商一起制造，只不过因为最后一道生产程序是在中国，帐就算在中国头上了。

　　至于汇率提高多少会对企业有影响？不同行业情况不同。如果人民币从升值2%提高到5%，广东很多服装企业就要关门了，因为他们利润空间本来就很小。

　　张处：我去年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美国的进口商从中国一美元买来的商品，转手就可以卖到十美元。所以，在中美贸易当中受益最大的是他们的进口商。如果人民币提升汇率，或者是美国增加关税，对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会有影响。

　　罗静：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我觉得不仅仅是汇率的问题，还有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我们公司现在也去亚太区其他地区采购，就是为了规避今年美国配额问题，我们去年被迫到孟加拉和越南建厂，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提升，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孟加拉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主持人：如果人民币汇率上升2%～3%对进出口企业影响大吗？

　　罗静：对我们这样的企业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大家会整体提高商品出口价格，而美国销售商也很明白和理解。

　　主持人：但如果人民币一下升值20%，美国取消所有贸易配额，会怎么样？你还会把工厂搬到孟加拉吗？

　　罗静：那么定单可能就会全部转到东南亚了。在我国加入WTO消息出来之后，孟加拉的全部单子都被取消了，因为中国效率很高，但是现在有很多企业都把工厂迁回到孟加拉了。对于原来没有配额的商品，如果提高人民币汇率后就完全没有竞争力了；原来有配额的商品，可能持平。

　　刘羽：中国大部分产品是OEM，拿纺织品来讲，利润空间也就是3%～5%，利益获得者主要是美国的进口商，从产品结构讲，还不仅仅是汇率能解决的。

　　“广场协议”启示

　　主持人：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汇率大幅升值，为什么没有造成出口大幅度下降？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张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状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很可能造成失业问题，可能还会造成很多新的坏帐，银行体系也会出问题。“广场协议”是美元其他所有货币同时贬值，当时的问题是美元贬值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两个不是完全一样的。讲到中国出口转型的问题，要跟日本学，靠产品科技含量和质量取胜的。只有这样中国将来才能够在贸易上继续保持发展。

　　丘东晓：现在和当时“广场协议”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出口是和美国直接竞争，都是高科技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汇率升值对双方的影响都比较大。中国和美国产品是互补的，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根本不生产，就算中国商品价格提高了美国也要进口。现在是经济全球化，如果人民币升值太高，美国可以转移到孟加拉、东南亚买商品，或者是中国厂商的生产基地转移到那边去了，所以对我国的影响更大。

　　雷鼎鸣：有人认为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那么多，造成日本经济有些停滞不前，这个看法不一定对。从供应和生产的角度看，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生产效率也没有什么进步，GDP增长缓慢。虽然日本储蓄率很高，自己有资金积累，但日本劳工法把日本每个星期最高工时从40多小时一直下降到37、38小时，整个劳动投入量差不多减少10%，造成资金增加劳动减少抵消增长。

　　主持人：也就是说，其实汇率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会对中国进出口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和影响？

　　张处：那就是要看你的产品了，有些东西替代性很强，比如纺织品，大家都会生产的。

　　刘羽：我觉得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因为人民币升值后，出口成本相对增加。现在从企业来讲，我们挺关注操作层面的，像去年以来，我们策略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只能是不签长单，快速结汇，让损失尽量减小，但是也会发生一些，是躲不掉的。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金融手段防止汇率的变化，这样做成本也要增加。企业会权衡利弊，到底采取什么策略应对。与以生产为主的企业相比，人民币升值对于销售型企业可能更有利。

　　罗静：我们和刘总看法一样，生产型企业都有这个危机感，现在我们不光生产自己的产品，还做其他品牌，如NBA和华纳的代理。汇率继续提高，对我们做出口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丘东晓：美国对日本出口的汽车实施配额管制后，导致了什么现象呢？以前没有配额管制，日本什么汽车都出口到美国，便宜的出口，高档的也出口；有了配额以后，对日本出口商而言，同样价钱买的配额，出口低档的就不合算了。因此，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汽车档次和价格平均上升了很多。即使企业配额的压力，还是要出口，但从整个国家来讲，汇率提高，便宜的东西出不去，高档的东西出去了，对提高一国的竞争力也有好处。

　　外汇储备可作筹码？

　　主持人：全球化之后，美国成为了亚洲的银行，中国的出口换回了大量外汇，而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非常高，这些钱通过某种途径到美国国债市场上，买了美国的国债，或者是美国的机构债和公司债，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如此，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有人提出，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争执时，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来对美国利率产生影响，或对美国资金需求施加压力，从而作为一种武器与美国进行对抗，这是不是有效呢？

　　张处：我觉得可以起到威吓的作用，但是真正效用不会很大。如果把美元债券卖掉了，拿到的就是美元现钞，除非换成欧元和日元，或者花掉用于进口。卖债券会提高美元的利率，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现在讲人民币升值，是相对所有货币而言。而其它货币都是自由兑换，所以中国以此避险是没有作用的，卖了美元，买了其他的，如果人民币升值，还是一样不起作用。

　　雷鼎鸣：我也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不高。这样做首先会引起美国利率的提高，由此对世界经济很多方面造成很大的冲击，包括对中国自己也会有冲击。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差不多有8300亿美元，刚刚超过日本；再过几天就会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已有这么大的储备，那为什么还要买美元呢？因为风险低，也有一定的回报。这是美国社会一二百年经济维持相对稳定所建立起来的信誉。相对而言，买欧元则要面对较大风险，并且十多年以后欧元是否仍存在也很难说——欧盟中国家和国家之间财政政策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利益的角度来看，在外汇里面赚回来的钱，过去是投资在债券，但是现在慢慢倾向于投资国内。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投资，当然要平衡风险和回报率。对农业、教育投资太少了，这些理论上都可以有不错的回报率。我们将来应该把通过贸易换回的外汇更多地投资在本土。

　　雷鼎鸣：用掉一部分外汇储备，而且增加的速度要控制一下，我们现在增长得太快了。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才6000亿多一点，而2005年上升到了8000多亿，所以，10000亿是很快可以达到的。

　　我们太依赖于某种投资工具了，本身有一些不错的投资没有好好的利用。

　　丘东晓：至于中国多少外汇储备算是合理，有一个标准，外汇储备应该是半年的进口额，外汇的作用就是买外国的货，如果外汇太少，进口就受到影响。而对于出口能力很强的中国来说，半年的也不需要。这两个方面，一是从进口的趋势来看，二是从中央银行能影响外汇的升降过程看——央行的干预能力，但是中国目前不需要外汇干预，不准进入就可以了，从这两点来看，中国都不需要那么多外汇。

　　其实中国早就鼓励不光是进来FDI，也要出去，出去就可以用一些外汇，就是通过一些私人投资来买你的外汇，另一点也可以通过内部投资。我记得美国前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以前讲日元太强还是太弱，美国不自己调，而要日本去调；现在又要中国去调，而实际上这是“你们的问题”。

　　中国短期外债非常少，中国外债百分之七八十是长期的。

　　雷鼎鸣：但这个标准也很难说，过去也有金融风暴出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顶住金融风暴，因此中国出现金融风暴的机会不是很大。而且用外汇等于是买一个保险，但是太多保险成本太高，没有必要。中国为什么赚了外汇都选择放在外汇储备上，我认为其有制度的问题，可能也有道德风险的问题，但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还是值得研究。

　　主持人：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不会再用行政手段使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将交由市场处理。但是美国很多议员提出的方案，包括美国财政部，还是希望人民币能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位。如何协调这个矛盾？

　　张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矛盾，而是中方的一个策略，我觉得美国人说我们把汇率固定在不合理的位置，我们现在让它浮动，它已经开始浮动了，就不需要另外再调了，但是实际上中方还是在不断干预，限制它的浮动范围，这样正好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缓慢升值而不要太快。所以，你说的矛盾就是中方和美方的矛盾，还有原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升，升多少的问题，我觉得中方是坚持缓慢升值的。

　　丘东晓：我的看法差不多。1994年以来，人民币就没有调整过，一直到去年才调整，此间

中国经济增长飞快，已经不平衡了，问题在于怎么进行调整。用渐进的办法而非干预，每天0.1%的幅度变化，十天就到1%了。现在距离9月份还有很长时间，累计起来就可以达到到3%～5%，但这并不表示不升值。

　　雷鼎鸣：所谓的汇率合理与否很难说，因为还涉及内部物价问题。但是，以现在中国物价水平来说，我还是倾向人民币汇率过低，存在升值空间。根据不同情况的远期外汇市场，存在5%～7%、8%的调整空间。

　　中国的对策可能有很多种，而且每种对策都各有优缺点，但是选哪种对策，有时候不一定只看经济因素，美国对中国施压，要求立即调整，但中国政府不可能这样做，否则风险太大。所以，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方案就是按中国自己的计划做事，按照自己的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