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纪巨头中国挖角战

　　外汇兑外汇交易刚刚推出，首家合资货币经纪公司也将成立。伴随中国外汇市场逐步放开，环伺多年的国际货币经纪巨头们正厉兵秣马，一场空前激烈的人才争夺战烽烟四起

　　□本刊特派记者 龙雪晴 发自香港 本刊记者 曹海丽发自上海

　　这是两条在同一天发生的、看似没什么关联的新闻。

　　2005年5月18日，上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推出全新的外汇兑外汇交易品种，此前，外汇交易中心只能进行外汇兑人民币的交易。

　　同一天，香港，当地高院作出判决，全球第一大货币经纪公司英国毅联汇业(ICAP，下称毅联)在与第三大货币经纪公司美国BGC Partners(下称BGC)的官司中败诉——毅联于今年4月控告BGC在香港挖角。法院判决指，BGC欲拓展香港市场目的昭然，但并不能依此判定其挖角行为属不正当商业竞争。

　　此前的公开报道显示，毅联正积极筹备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其合资对象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此外，世界第二大货币经纪公司英国德利集团(Collins Stewart Tullett, CST)则将与上海国际集团合资。前者的合资项目已草签协议，一俟中国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即可开张，这将是中国首家合资货币经纪公司。

　　有意思的是，这两家未来合资经纪公司的外方也于半月前在香港展开了一起员工挖角诉讼案，目前已达成庭外和解。据传，涉案主角、原德利集团高管BENNY LUK，即将出任毅联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总经理。

　　成立合资货币经纪公司、推出外汇兑外汇交易品种，被视为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庞大的外汇市场将为外资经纪公司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业内人士分析，在中国外汇市场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世界前三大货币经纪公司在香港展开的激烈挖角战，正折射出国际货币经纪巨头们对亚太市场日趋炽热的争夺，其寓意颇为深远。

　　香港跳槽讼案

　　挖角战的故事，最近一桩还需从香港说起。

　　2005年3月底，BGC从头号对手毅联在香港的公司聘请了32名经纪。4月4日，毅联入禀香港高院，控告该批雇员违约，除提出索赔要求外，毅联更申请“紧急禁制令”，阻挠这批员工履新。

　　香港高院于次日作出裁决，称毅联所提的理由不足，不予接纳。一周后，毅联再次申请禁制令，法庭再度判决其无效。然而时隔半月之后，屡遭挫折的毅联第三次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跳槽员工履新BGC的日期必须推迟至2005年10月22日以后。

　　4月27日，香港高院为此第三次开庭审理。BGC董事总经理Jay Itzkowitz特地从纽约总部飞赴香港。庭审耗时三天，当庭未作判决。

　　在4月29日的庭审结束之后，Jay Itzkowitz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解释称，BGC是通过一家猎头公司与毅联香港公司的员工取得联系的，洽谈后共有37名毅联员工(包括32名经纪、4名后勤)决定跳槽到BGC。这批员工向毅联提交辞呈后，BGC曾向毅联支付1700万港元，以购买他们的“待通知期”(按人事程序，员工离职须提前向原公司提出，并等待原公司准予其离开的通知，等待时期即为“待通知期”)。BGC付款1700万港元买断“待通知期”，意味着上述员工可立即到BGC工作。

　　然而三周之后，当37名毅联员工入职BGC的手续均已办妥之际，毅联突然向法院申请紧急禁制令，开始了出人意料的反击。

　　对此，Jay Itzkowitz表示诧异，“他们在三个星期后才动作，恰恰表明欠缺‘紧急’的理由。” 他还称：“他们是既想收下钱，又想拖住人。”

　　5月18日，香港高院宣布判决结果，ICAP再次输了官司。

　　亚太挖角战

　　在尤为倚重人力资本的货币经纪行业，竞争对手间互相挖角的行为并不鲜见。但近半年来，这一行业的人才争夺战在亚太地区愈演愈烈，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状态。

　　有30多年货币经纪从业经验的香港财资市场公会CEO林树贤告诉《财经》，在货币经纪行业，虽然电子报价撮合系统目前已代替了大部分的人工操作，但在诸多复杂的业务领域，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有经验的经纪人才握有丰富的交易资源，促成交易，仍为机器所不能替代。以行业龙头毅联为例，其日均交易量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半数业务量由人工完成。

　　据《财经》了解，全球货币经纪业的最新一轮人才挖角战，发端于一次带有行业整合性质的并购行动。

　　2004年9月，行业老二德利集团并购了位居行业第三的Prebon Yamane公司(万邦有利)。并购后，德利集团在全球银行同业交易市场占据近四分之一的江山，仅次于市场占有率达28%的毅联。

　　这次并购被普遍认为系德利集团大力拓展亚太区市场的战略谋局之作。业内人士介绍说，被并购前的万邦有利在亚太区业务发展甚佳，素为业内瞩目。

　　德利集团并购后，毅联严阵以待，公开表示视德利为头号竞争对手。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道，毅联预计德利并购万邦有利后将为压缩成本而裁员500人。毅联的一名高管说：“德利合并后一年之内的辛苦融合将给我们制造挖人的机会。”

　　万邦有利被并购后，BGC跻身行业老三。BGC宣布将在两年内增员200多名经纪，直言其对亚太市场的野心。“在亚太市场，毅联和德利的占有率是15%，BGC原来只有1%。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从1%迅速增长到15%”， Jay Itzkowitz向《财经》坦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聘请最好的人员加盟BGC。”

　　一轮激烈的挖角混战由此展开。

　　2004年10月，毅联与德利之间首先爆出挖角诉讼，震动业界。起因是毅联将时任德利集团亚太区总裁的BENNY LUK和另一高层WONG KWAN YIN挖走，另有25位员工随之跳槽到毅联。此后，德利在公司服务器中发现了上述两名高管向毅联发出的邮件，显示两人煽动员工跳槽，并受毅联指使盗取德利内部机密材料，德利随即将毅联告上法庭。这起官司同样在香港展开，旷日持久，直到2005年4月下旬，两家公司达成庭外和解。据称，毅联为达成和解，向德利赔付了1000万美元。双方同时达成协议，协定于一定时限内在亚太地区互不挖角。

　　毅联的这次挖角行动很快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知情人告诉《财经》，面对公司大举从德利挖来的27名新人，毅联老员工们难免产生了危机心理，这恰恰给了BGC以可乘之机。2005年3月，37名毅联员工集体跳槽BGC的行动，正与此有关。

　　抢滩中国

　　对于2004年以来深陷其中的颇具戏剧性的人才挖角战，毅联拒绝发表任何评论。毅联有关人士向《财经》表示，毅联近期的事务非常繁忙，至少要到六七月份才可能接受采访。

　　这一时间，很可能将是外界广为猜测的毅联在华合资公司水落石出之时。

　　外资货币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已有逾十年历史。1994年，德利公司(Tullett Liberty，后被Collins Stewart公司合并，成立Collins Stewart Tullett，也即德利集团)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外资货币经纪公司代表处。此后，又有四家货币经纪公司相继落户上海，开办了代表处，其中两家英资公司万邦有利和毅联分别于1995年、1999年进入；两家日资代表处上田八木、中央短资则同在1996年开设。2004年德利集团并购万邦有利后，原德利公司和万邦有利在沪代表处于近日合并，改名德利万邦代表处。

　　德利进入中国的1994年，正值中国金融业大整顿。当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的货币经纪平台。

　　至今，国内货币经纪业务仍以银行间市场为主。银行间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和外汇市场。其中外汇市场的业务又分为外汇拆借和外汇买卖两大类。目前，国内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已成为国内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主体。

　　但至今，国内尚无专门的货币经纪公司。相关业务部分由中国银行实施，部分则由外汇交易中心经纪部操刀，但二者更多的是承担交易平台的角色，其提供的经纪服务是免费的。

　　有关专家向《财经》分析称，出现上述局面，一来是由于中国外汇市场远未开放，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货币交易的品种和渠道相当单一，而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更令货币经纪业务深受掣肘；二来则是因为中国至今未有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外成熟市场上，货币经纪公司以提供银行同业间交易中介服务为主要功能，同时可提供所有金融产品的经纪服务。在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国际货币经纪巨头们都设有分支机构，或与当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就近向当地金融机构提供中介服务。

　　但国际货币经纪进入中国却举步维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德利与毅联等巨头进入中国，据称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曾向国际货币经纪行伸出橄榄枝，表示“欢迎进来了解中国市场”。然而其进入层次，也仅限于开办代表处，并不能开始具体业务，更多体现的是某种战略姿态。

　　彼时至今，与外资银行、保险业竞相进入中国并“修得正果”相比，外资货币经纪的步伐可谓缓慢。

　　《财经》获悉，早在1997年和1998年间，三家英资经纪公司——德利、毅联和万邦有利就已开始筹备开展具体业务。考虑到设立独资公司的可能性很小，他们纷纷准备物色合资对象。最早接触的便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但当时货币经纪业根本没有真正启动，双方洽谈非常浅层。之后，约在2000年左右，双方开始具体洽谈，“内容主要是如何跟中国的政策配合，” 德利万邦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杰威说。

　　张还透露，外资货币经纪公司一直殷切期望中国有关法规的出台，“有多次我们都被告知‘办法’可能快出台了，但最后都没有来。”

　　2002年初，《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上述三家早已进入中国但苦于无法开展实质性业务的公司，于当年正式申请在沪设立营业性机构，并提交了详细的可行性报告，但最终未获批准。

　　张杰威透露，那年底，几家在沪的外资经纪公司的确“紧张”了一阵，因为有消息说“办法”可能有望出台了。但“后来出现了两个问题”，张说。一是央行确定将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二是不久之后发生了SARS。

　　他还透露，在被德利集团于2004年9月并购之前，万邦有利始终未放弃过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谈判，他们当时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毅联。而德利集团则主要在和上海国际集团谈判。

　　最后冲刺

　　可以确定的是，2003年以后，筹建合资货币经纪公司的事宜排上了中国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

　　当年7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原市场二部内的声讯经纪小组升格为货币经纪部，为会员银行提供外币拆借和人民币声讯中介服务。此举，如今被看做组建合资货币经纪公司的铺垫。

　　2004年10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年会上做演讲时表示，“中国将逐步对外资经纪公司开放外汇、货币和债券市场。近期拟设立合资货币经纪公司，相关管理办法也将于近期出台。”

　　周的这一讲话被解读为合资货币经纪公司即将成立的信号。的确，在2004年底，中国银监会召集数家外资货币经纪公司办事处人员开会，征求对有关开办货币经纪业务“管理办法”的意见，并再度知会各家公司，“管理办法”将在“不久的将来”出台。

　　知情人士向《财经》透露，“管理办法”草案其实已于2005年春节后经国务院审批通过，目前仍在修订阶段。

　　另一方面，合资谈判的眉目也逐渐清晰。由于被德利并购，万邦有利放弃了之前独自和外汇交易中心的谈判，转而加入德利与上海国际集团的谈判中。而在去年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也明确了和毅联组建合资公司的意向。

　　今年4月初，有报道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毅联建立合资公司的谈判已经结束。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在未来的合资公司中，中、外方占股比例为51∶49。目前，外汇交易中心货币经纪部的大部分业务骨干会进入未来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相对独立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财经》进一步了解到，这一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逾8000万元人民币，其董事长将由中方委派，而总经理则由外方担任，外方将拥有公司管理权。据悉，曾因跳槽到毅联而身陷旧东家德利起诉的BENNY LUK最近频繁现身上海。知情者称，在一次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领导在座的宴席上，BENNY LUK公开宣称自己将出任未来合资公司的CEO，一时间举座皆惊。

　　另悉，外汇交易中心货币经纪部也正在为合资公司作积极准备。5月12日，该部以外汇交易中心的名义遍邀会员机构在杭州开会，据称目的之一，便是为将来的合资公司联络客户关系。

　　系列改革

　　成立合资公司之外，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即将开展的银行间外汇对外汇交易业务，亦被视为监管层加快外汇市场开放的有力步骤。

　　新业务于5月18日正式推出，共有八种外汇对外汇交易品种，七家外资银行和两家国内银行被批准为首批做市商。

　　分析人士称，放开外汇兑外汇交易是重大突破，以往外汇交易中心只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四种外币的结汇买卖，而不准在国内进行外币间的直接兑换。

　　德利万邦首席代表张杰威表示，外汇兑外汇业务的推出，与即将推出的货币经纪业务应该有一定相关性，“监管层心里可能有个时间表”。而日资经纪公司中央短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张璐也认为，“这个交易推出来，经纪公司就不得不上马了”。因为货币经纪公司可促进撮合，增加市场流动性。

　　然而，也有不同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外汇买卖相对简单，电子撮合系统完全可以胜任。而对国际经纪公司来说，产品越复杂，优势就越明显。因此，经纪公司不应将新推出的外汇兑外汇交易作为主要业务。

　　如果外汇兑外汇交易不是未来合资公司的主要业务，那么主要业务是什么？由于“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当事各方对此多三缄其口。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办法’没公布，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业务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但这位人士强调，将来合资公司的业务既要看“管理办法”的要求，也要看客户的要求。现在市场刚刚起步，客户需求并不大，而人民币市场若不向经纪公司开放，后者将难以施展手脚。

　　不过，对于几家国际货币经纪巨头来说，他们看中的显然不是眼前利益。“2007年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即便赔本也要进来，货币经纪公司目前能做的业务固然有限，但主要还是要先占领市场，”经济学人集团的许思涛分析说。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认为，货币经纪公司“可占中国市场不成熟的便宜”。“中国目前的市场远不成熟，产品简单，”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经纪公司还是有空间的。另一方面，经纪公司也可以促进市场成熟，帮助市场参与者成长。”

　　“中国愿望”

　　而伴随着中国外汇市场的逐步放开，国际货币经纪巨头们的挖角战其实远未平息。

　　香港财资市场公会CEO林树贤认为，方兴未艾的中国市场正带动亚太市场升温。很多外资货币经纪公司都怀有“中国愿望”，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潜力充满期待，并视香港为通往中国内地市场的桥梁。

　　BGC董事总经理Jay Itzkowitz也对《财经》坦承：“我们着力在香港发展，就是为了下一个五年在整个中国市场能有充足的发挥空间。”

　　BGC预期在未来五年中，中国的外汇、利率调期、债券、银行同业拆借等市场的交易潜力将逐步彰显。半年前，BGC在香港的员工不过十人，经过几轮招兵买马，阵容大增。Jay Itzkowitz说：“跟毅联的官司打赢之后，我们在香港的员工将增加到75人。”

　　有意思的是，前德利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高玲于一个多月前辞职，不久即投向了毅联上海代表处。据悉，高玲以前在德利的老板，正是跳槽至毅联的主角——前德利亚太地区总经理BENNY LUK。

　　德利万邦首席代表张杰威则表示，货币经纪巨头们的人才战略将是分阶段的。在合资公司成立的早期阶段，固然是以引进人才为主，但之后势必要实现本地化。“这个行业不超过三五年就会本地化”，他说。-

　　资料

　　货币经纪业回溯

　　货币经纪人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初的伦敦，二战时期随伦敦货币市场的关闭曾一度湮没。

　　1951年12月，作为英国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开放伦敦外汇市场，允许进行多种货币对英镑的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当今的货币经纪市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在市场建立之前，英格兰银行已商讨了高效率的经纪服务条例，并议定经纪公司总数不超过战前的32家，同时鼓励战前成立的经纪公司相互合并，最终剩下九家经纪公司。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外汇经纪同业协会在伦敦宣告成立。

　　最初，银行必须通过外汇经纪同业协会成员进行交易，而不允许银行相互间直接进行货币交易。上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逐步形成，同时英国国内市场也日趋成熟，早年的诸多限制已不适应新兴的市场。至70年代，伦敦外汇市场取消了一系列限制，允许银行间直接交易，且可委托国外经纪人进行交易。而英国的经纪公司也获准与境外银行及代理经纪公司开展业务。随后，伦敦的货币经纪公司纷纷在世界各地主要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全球网络，很快成为全球货币经纪市场的主力。截至1970年，早年经英格兰银行批准的经纪公司，已由最初的九家发展到12家。

　　此后，货币经纪业随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演变历经数次整合，其最新格局如下：全球最大的四五家货币经纪公司提供了几乎所有金融产品的经纪服务，另有为数众多的规模较小的经纪公司则提供个别产品的专项经纪服务。在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国际性货币经纪公司均设有分支机构，或与当地金融类机构开办合资企业，同时建立自己的交易网络。

　　如今，通过庞大的交易网络，国际货币经纪巨头们得以全天24小时提供货币经纪服务，其业务渗透至债券、信贷、外汇期权等金融产品市场，极大促进了上述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

　　(本文刊于5月30日出版的《财经》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