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中国事务首席官员：我没有感到美国的压力

　　特约记者 聂婷 华盛顿报道

　　3月20日晚，人民币“汇率报复案”的制造者，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arles Schumer)与共和党参议员林德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抵达中国北京。

　　汇率问题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消息，两位议员将先后拜访 中国外交部、人大、人民银行以及商务部等部门的高级官员。

　　在去年4月提出的“汇率报复案”中，舒默和格拉汉姆建议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货物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由于中国于去年7月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原因，该议案的表决被一再延后，最终确定于本月31日进行投票。

　　在此过程中，舆论热议不断，然而人们很少听到来自IMF(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在其中占据最大股份)这个在全球经济和货币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组织的声音。

　　IMF如何评价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第一步？对汇率改革一系列后续的相关问题，其政策建议是什么？IMF如何看待自己过去在亚洲的作为？美国东部时间3月16日上午10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中国事务首席官员史蒂文·杜纳威(Steven Dunaway)先生，在华盛顿总部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的专访。

　　人民币汇率中期走势不明

　　《21世纪》：从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转轨过程中，中国作为外汇交易频繁和外汇储备超强的国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杜纳威：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问题，毕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并没有大幅变动，中国外汇交易的大部分也是用美元计价。而中国逐渐建立远期外汇交易市场以提供套期金融工具，人民币汇率更富有弹性，这也将帮助抵御潜在的问题。反而此前，中国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承受来自非美元外汇的汇率风险，比如欧元。

　　《21世纪》：由于市场存在广泛的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资本流入的压力逐渐增大。您觉得这对中国宏观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缓解资本过度流入的压力？

　　杜纳威：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当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中国央行都会买入这些外汇以维持货币供给。如果情况不改变，中国央行将持续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更好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

　　资本流入中的最重要一部分是外币在中国的投资，这部分的资本流入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另一部分代表了市场预期的非直接投资的外币流入，这可以通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可浮动性得到控制，因为更大的浮动空间增加了投机者的风险。

　　《21世纪》：但是目前普遍的市场预期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

　　杜纳威：在短期内，市场的普遍预期可能是持续升值，但是从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向并不明朗。中国进入WTO后，进口渗透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更多的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尤其是在服务行业；资本控制进一步降低，资本的流出会相对加剧。现在中国居民持有的主要金融资产都在银行，但是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中国人也会选择将他们的部分积蓄投资海外，重新配置以得到更多元化的资产组合。这些都是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可能因素。所以从未来五年的中期来看，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向的预期未必如短期般一致。

　　《21世纪》：人民币汇改势必推动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改革。你对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的发展有何建议？

　　杜纳威：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推行的改革步骤是恰当的，例如引进远期外汇的基本协议、掉期交易。但是外汇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汇率的可浮动性，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还较低，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大量的出于套期目的的外汇交易需求。如果汇率变动的风险很低，套期可能减少的损失小于购买远期外汇协议的成本，远期外汇协议就没有市场。所以只有汇率的可浮动性增强了，风险性增强了，外汇远期交易市场才能进一步发展。

　　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时机

　　《21世纪》：你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从固定汇率机制转为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

　　杜纳威：是的。从发达国家以往由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转为更灵活的汇率机制的经验来看，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握适当的时机：本国经济的强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相结合。但是从去年7月到现在，人民币汇率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动，我们认为，中国允许更大范围的汇率变动有积极的意义，这也将使央行得以更加独立的行使货币政策以满足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

　　《21世纪》：您提到的发达国家以往的有利经验，具体指哪些？

　　杜纳威：东欧一些国家，比如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本国经济的走强给汇率的调整提供了空间。相比之下，处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而被迫改变汇率机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因此而产生了负面的冲击。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有选择地改变汇率机制，并控制转变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此次的汇率改革是部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的结果？

　　杜纳威：中国政府的此次决定是否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我们不清楚。但是IMF自1999年起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就一直是“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可浮动性”。在我们看来，结合中国现阶段大的经济形势、汇率制度、货币政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中国政府去年7月的汇率改革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中国仍然需要更大的汇率变动空间。

　　《21世纪》：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人民币不会再像去年7月那样行政性、一次性的升降，您认为目前每天3‰浮动区间是否合适？

　　杜纳威：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并没有按照每天3‰浮动，现有体制仍有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空间。这个区间有可能是合适的。但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怎样的浮动区间才是最合适的。

　　《21世纪》：如果未来亚洲形成人民币货币区，是否会使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复杂，呈现“多因素干扰”？

　　杜纳威：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未来仍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不同国家，不同政策建议

　　《21世纪》：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去年7月至今已升值3%，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哈姆仍然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否则将推动美国参议院通过“汇率报复案”。而外界同时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国国内的个人消费太高，即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升值25%，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你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杜纳威：单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来看，其作用是不大的。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改变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会带来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正如我反复提到的央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论人民币汇率机制变化给其他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对中国自身是有利的：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吸收货币会给利率施加压力，利率的上涨势必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入。央行一方面只能吸收部分货币，一方面希望影响商业银行减少信贷，但同时中国又在推行商业银行的改革，银行更商业化的运作势必将信贷水平推向央行希望的水平之上，这样于是形成一个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增加，资本流入减少，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

　　人民币汇率浮动性增强不仅对美国经常项目造成影响，也会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造成影响。在我看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在于政府预算赤字，IMF对美国的政策建议是改善美国财政赤字。而对于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我们建议改善经济结构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对于中国，我们的建议是增加汇率的可浮动性。这些不同的建议是为了解决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均衡，但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各国的自身利益。

　　《21世纪》：你怎样评价美国参议员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一事件？

　　杜纳威：这样的政治评论，已经超出了我作为经济学家可以评价的范畴。

　　《21世纪》：美国财政部是IMF的最大股东，在你的任期内，是否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杜纳威：没有。

　　《21世纪》：IMF过去对东亚货币制度的政策建议，以及IMF在东南亚提倡美元化的设想，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IMF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你是否觉得IMF在亚洲积累的威信或者失败的纪录，会让中国人感到其对中国的政策建议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例如，美国财政部？

　　杜纳威：我们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如同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每年我们走访一次相应的国家，研究该国的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对其发展和政策变化的评价，并向其政府尽可能可信地陈述这些政策建议。而这些政策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各国政府自身。今年是我任职于中国事务的第四年，我在IMF工作了20年，这是我第二次任职于中国事务，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后期，之后我任职于加拿大事务。我及我的同事将我们的经验由发达国家带到发展中国家，并做出独立的政策建议。我们能做的是给出我们独立的建议，并用足够的理由支撑这些建议，而外界怎样理解，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良好，我们的许多建议也得到了采纳。

　　《21世纪》：IMF是否有一套评价和调整自己的政策建议的机制？

　　杜纳威：是的。我们有一套内部的评价体系。同时，IMF有独立的评审办公室进行周期性的评价。我们给出的分析报告也要接受由各个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评价。如果评价结果和我们的报告出现分歧，会由代表管理总监做出最终判断、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