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片被沙漠戈壁环绕的绿洲，都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活跃之处。新疆的世居民族维吾尔族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熏陶成长的。他们看似生存于干涸、荒凉的沙海孤岛，住着土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却从不缺乏与外界的沟通。
新疆与中国内地、欧洲等国家的交往，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维吾尔族的贸易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汉朝时期，新疆已经成为一条国际商业通道。这条绵延几万里的商道上，造就了许多驰名中外的商帮和著名商人。
汉武帝时期，历经波折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互市政策开始实施，给新疆商业贸易发展带来契机。丝绸之路经安息（古波斯帝国属地，今伊朗）贩运过去的中国丝绸，最高时一匹的价格达到与其等重量的黄金。
唐朝时期，唐朝与回纥汗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包括官方之间进行的大宗的“贡赋”、互市和绢马等，民间商贸往来也不绝于途，交易商品大多是中原的丝织品、工艺品、茶叶以及汗国的马匹、毛皮、玉石、药材等。
商业的繁荣促使喀喇回鹘社会更加崇商、重商，维吾尔族文学家尤素甫·哈斯·哈吉斯说：“你要和他们（商人）接触往来，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对商人的回赠千万莫轻。”这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商人的尊敬，说明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清政府很重视新疆与内地的贸易往来，在阿克苏、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设立了官办的丝绸贸易点。维吾尔商人既参与官方固定的丝绸交易活动，还组成商队，携带大宗货物，长途跋涉到伊犁、哈密和乌鲁木齐等地区进行商业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还表现在与国外的贸易，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分别位于塔里木盆地北、南二道上，是亚洲腹地重要的贸易城市；两地市场联成一片，沟通着内地、中亚、西亚、南亚和北方草原，维吾尔商队载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穿梭于丝绸之路上。
天新疆统一后，维吾尔族的民间贸易市场巴扎，逐渐得到恢复并日趋繁荣。巴扎不仅规模大，交易商品数量繁多，品种齐全，而且本地商人与外藩商人云集，维吾尔族民间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图为新疆南疆巴扎。
1884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废除了限制政策，维吾尔族的商业发展走向新的繁荣阶段，与内地的商品交易进入高峰期。维吾尔商人络绎不绝前往内地，不少人甚至长期留居不返。南疆棉布多运往陕西、甘肃等地，库车制作的鞍橙销往内地，再从天津、上海运回新疆紧缺的商品，在天山南北销售。
民国时期，新疆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上。盛世才统治新疆时，对苏联的贸易曾达到了新疆历史的最高峰。他专门设立贸易商行裕新土产公司统筹对苏贸易，当年对苏出口额达1776万卢布，进口额为2445万卢布。创近代新疆对苏贸易额的最高记录。
伴随着对外贸易空间的开放加大，一些维吾尔商人凭借商贸机遇开始活跃起来。南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维吾尔商以阿洪巴依家属为首，阿洪巴依拥有10万银元以上商业资本及大量房产和牲畜。维吾尔商人善于经营家族企业，并且取得了滚雪球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现汇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旅游购物贸易等一系列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使新疆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到2001年，新疆与1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17.7亿美元。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军队、知青扎根新疆建设潮后，伴随改革开放，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潮带来了进疆人群的自发迁移流动。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至少辐射至8个接壤国家，面向拥有30亿人的中、西、南亚市场，尚未被开发的热土，其吸引力不可估量。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新疆开放，开放伊宁、博乐、塔城三市，乌鲁木齐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中亚市场全面开放。随着塔城市境内的巴克图口岸大门的徐徐打开，“全民经商”的热潮席卷了塔额盆地。图为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新疆现在是中国拥有边境通商口岸最多的省区，接壤8个国家，拥有15个通商口岸。乌鲁木齐是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横穿亚欧的国际铁路，50多条飞往世界各地的国际航线。中亚地缘政治和能源战略提升背景下，新丝路成为“亚洲的能源枢纽”与“欧亚新重心”。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5国时，特别提到中国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外交优先方向，并建议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正处于丝路复兴的核心位置。
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这些穿越两千年的丝绸之路古商道，以连接中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地缘优势，在近30年重获生命力。乐于商道的气质，浓郁的民族风情，五湖四海的经商者，构成了新疆商人多元的风景，多元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
如今，作为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重点省区，新疆已经逐步形成了沿边、沿桥（亚欧大陆桥）和沿交通干线向国际、国内拓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