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向“不平衡复苏”
2011年似乎将进入后危机时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疲弱经济注射强心剂的同时，也给美国政府带来巨额债务。而且，这把双刃剑的剑锋所指不仅是美国国内，也是世界经济。美国会在2011年面临债务危机吗？或者，美国会不会把潜在的危机转嫁出去？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将会加剧前者的风险)，均会给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阴影。“二次探底”仍然是不可预知的风险。
另一方面，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表现良好，并将在2011年继续作为“引擎”引领世界复苏。不过，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内忧和外患。内忧方面，各种刺激政策的效果将逐渐减弱乃至退出，而通货膨胀的威胁将会显现；外患方面，发达国家外需疲弱，还面临着输入性泡沫和资本大进大出风险。一旦新兴市场有变，全球复苏的难度也将增加。
虽然“脱钩论”难以成立，但危机后的复苏过程可能将是不平衡的。2011年是否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不平衡复苏”的“元年”？
G20能否重塑国际金融秩序
2011年，二十国集团(G20)第六次峰会将于法国举行。这个在危机中逐渐走向聚光灯下的平台，将迎来又一个高潮。部分原因在于，此次峰会的东道主是法国，而法国一直是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倡导者。
法国总统萨科齐对G20法国峰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表示，在法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要完成至少三个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规范原材料市场价格和推动G20机制建设使之“机构化”。
不过，这些目标实现起来都有难度。
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但由于任期较短，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有的甚至不惜引入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
美国全球实力的衰退最终将不可避免。这次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制度和民众心态打击沉重，使这样的威胁开始显现。展望2011年，美国的实力可能继续受到影响，但也需要提醒中国“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可就在战略和经济学家忙于推测中国的发展道路，预测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内情绪在2010年却显得既严肃又克制
中国的改革分为三步走，即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在三步走之中。2011年开始的十年，将是中国加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年。
今天的联合国有时面临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方面，权威人士批评联合国没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联合国成员国和世界各地民众则要求联合国在更多地方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这种趋势在2011年不会发生改变。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基于当前美国实施的刺激计划，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些复苏和增长，增长率可能是3%左右；欧洲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在1%~2%之间，其中德国经济增长最强劲；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在8%至10%之间。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国能源外交对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期间，中国继续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势头，并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达到世界第二，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相对于2010年初，年末的全球经济更为分化。一方面，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东南亚经济体都在蓬勃增长。而另一方面，欧美却面临着滞胀（其实就是一种日本式的经济萎靡）以及挥之不去的高失业率。
当今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这个历史关口的核心之处，是确保海外石油供应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石油是现代世界工业经济的基石，我将尝试着向读者呈现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石油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画面。
过去的1/4个世纪，全球经济经历了一场持续稳定且低通胀的增长。这场所谓的“大稳定”令许多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某些错误的安全感，高估了自己管理经济和处理金融危机的能力。但当“大稳定”摇身一变成为“大萧条”，那些常规思维的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张永利：上个月，我们迎来了惠普的25周年并准备了一场媒体会。回顾惠普公司25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为中国”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信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改变，用户需求的改变创新，我们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不断加快本土化的进程。
20世纪世界历史上俄罗斯以其最令人震惊的起落激荡闻名于世，今天的俄罗斯虽不是当年可比，也面临着不少艰难的问题与挑战，但却依然以其强劲有力的内部发展、富于想象力的体制安排以及出色的外交，为这个转型中的世界增色。
东亚各国正在构建区域共同体，但在区域整合方面却有一系列的瓶颈。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员也越来越多，涵盖的议题也越来越多样，导致区域合作的效率不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降低。
2007/2008年度的全球粮食危机刚刚过去两年，国际粮食价格又开始急剧上升，粮农组织在2010年12月《全球粮食价格监控》的报告中显示，自2010年7月以来，国际小麦价格上升了70%，玉米价格上涨了约40%，均已逼近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2008年6月 “粮食危机”时的水平。
毫无疑问，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将开始新一轮的“正常增长”。换句话说，全球经济以危机前4.5%~5.0%的年增速增长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危机以后，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将会放缓，甚至很可能会下降1个百分点。
2010年，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模式始终无法摆脱流于形式之嫌。在几乎所有努力折戟沉沙之后，国际外交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有关制裁的探讨所取代——人们热衷于讨论如何运用制裁和谈判两种方式来迫使伊朗就范。
随着欧洲各国预算的逐渐收紧，人们对欧洲防务状况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英法两国今年11月签署的防卫协议由两部分组成，内容涵盖了两国常规武装力量的联合部署，核威慑方面的合作，以及改进装备和沟通机制。
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相比2009年，出口又重新成为拉动增长的需求因素，但通胀也开始抬头，展望2011年，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在2011年开启的新十年，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中国政府已宣布，到2020年，要将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继续繁荣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支柱的香港经济，又是中国政府应尽的责任。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财税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但分税制改革持续至今，已经到了优化改革的时候。2010年10月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进入2011年，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高速发展就将进入第33个年头。过去32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47%以上，提高了30 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1977年不足1.7亿人增长到2010年接近6.4亿人(估计)，增加了4.7亿人。
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2010年中国经济快速经历了一季度的偏热、二季度的显著回落、三季度的企稳、四季度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
2010年，中国市场经历了石油价格上涨，经历了强制节能减排导致的拉闸限电。市场知道了阶梯电价，遇到了柴油荒，也试图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另一方面，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机组在我国落成，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也争先恐后地上马。
作为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2011年不大可能进行财税改革，而通货膨胀也会延迟资源税改革时间表。不过我认为，2011年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其一是土地制度；其二是国有企业改革。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一以贯之地实施着工业化战略和外延扩张型增长。该模式通过转移农业剩余产品实现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通过廉价的金融资本和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两重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