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调研时强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厉以宁为“我们的时代—我看中国经济”做开篇，针对当前热门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微刺激”和“改革”等话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表示，“新常态”是转入常态的经济，是相对于我国2003年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而言，他建议企业尤其要保持平常心。
谈“新常态”：兼顾增长率与增长质量
新浪财经：厉老，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经常说，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特征出发，要适应新常态，然后还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您如何理解这个经济上的新常态？
厉以宁：因为讲在这个之前一段时间，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说不正常呢？因为当时由于受到国内的经济的影响，接着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等等。所以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GDP的下降，就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样造成了一段时间内都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这个属于不正常。要进入到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所以，这样的话就进入到我们要转入常态。
新浪财经：那您觉得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以及我们大众来说，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所谓的平常心态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
厉以宁：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一个平常的心态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第一，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动力，动力主要靠创新。第二，对每个企业来说，要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新形势变化表现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意味着消费者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第三，每个企业管理是有潜力的，营销也是有潜力的，市场是靠人来创造的。我相信企业就处于常态了。
地方政府要断掉卖地还债念头
新浪财经：您看到在2009年，2010年，当时有一个国家大批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所以，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实际上是欠了很多的债务以履行所谓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因为我们所谓的微刺激也好，还是您说的微调也好，这会不会加重地方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呢？
厉以宁：肯定会加重，因为地方既然要发展，它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怎么还，在借债的同时就必须考虑到怎么还的问题，这就对他的压力，如果不考虑怎么还，问题不大，中央给你兜底了，现在中央兜底是不大可能了，哪个地方发债哪个地方自己，发债券也好，企业债券也好，但是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债券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的财源何在？所以，如果你假如是无效的增长，产能过剩，将来还债就有问题了，这笔债到手以后，钱来了怎么用，这对地方政府又成了第二个压力。
新浪财经：因为很多担忧是说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地方债的规模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您刚才也提到地方债务的增加有可能会给他们增加一个新的压力？
厉以宁：肯定的。实际上不仅对地方政府有压力，对中央政府也有压力，因为中国不是联邦制，如果是联邦制的国家，中央就不管地方财政了，你地方政府破产就破产，但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有压力。
收入分配首先要让农民有产权
新浪财经：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计划，现在已经有10余个月过去了，您怎么看这一轮改革？
厉以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不改革，贫富差别一直存在，贫富差别一直存在的话，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而且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很难增长，这里就包含了这几个方面，重点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重要，初次分配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得有产权，农民长期以来都没产权的，他的房子说被征用就被征用了，给的补偿远远不够，他的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但是他没证，他被征用就被征用了，就形成了无地失地农民。所以，首先一点在农村做到的确权，这个改革要继续，收入分配中首先让农民有产权。
新浪财经：您给我们的中国改革描绘了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其中有一点您提到我们要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距，您认为我们还要多少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一点？
厉以宁：这样子，它这是双轨制，特大型城市采用的是积分制，因为它只有积分制才能把这些干了二十多年活儿的，三十年活儿的农民工留在本城市，不然他不安，别的城市一好他就被别人挖走了，这样的话要积分。积分够了就改，全家就入大城市户口，积分还差一点儿给他做工作，你快了快了，你再等一点儿，你的积分再努把力，过两年就到了，它把人稳住了。[详细]
84岁高龄的他，是人们眼里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理论，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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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认为，自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1、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2、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世所未见的双重转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背景。
双重转型我们还走在路上，然而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接下来如何深化改革成为挑战。厉以宁觉得当前中国经济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关系。
厉以宁眼里的市场与政府没有“大小”，只有“有效”。有效的政府应该做好什么——公共服务、依法治国、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市场该做什么——重视资源配置效率、做事标准可为“非禁即可”、让失信者没有利益可图、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是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厉以宁认为，凡是地方政府管理有效的，中央政府应放手，应该重新确定中央和政府的分税比例。具体到地方债务上，他提出的建议是，地方政府可以出卖地方财产，向银行的借款则可以和银行协商变成长期债券。愈演愈烈的地方债务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携手解决。
“农民工”“征地”“留守儿童”......这一个个这些年才开始出现的词语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在厉以宁看来，中国应该由现在的单向城乡一体化(即农民进城)，走向双向城乡一体化(即农民进城与农村经营相结合)，而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关于土地归属权，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这些年有关“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却忽略了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一块拼图。“国企、民企的最终目标是双赢共赢，并存和平行发展是大势所趋”，厉以宁觉得，混合所有制推行的好对国企和民企就是双赢，两者关系不是非此即彼。
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户口在二者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隔阂，权利的不平等，阻拦着农村人口奔向幸福的渴望。中国城镇化目标就是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城市居民跟农村居民权利是平等的、身份是一样的，不再有两种户籍的差别，城镇化改的就是二元体制。
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屡屡上演，厉以宁深以为虑：“近5年政府宏观调控太频繁，经济的顺利发展也主要应该靠理顺内在机制，偶尔配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改革是不可替代的，其作用正是健全经济的内在机制，宏观调控只是作用于经济的外部力量。”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贫富差距会一直存在，将打击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厉以宁多次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初次分配。比如要保证农民有产权、确保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让农民出售产品能够议价以及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新的节点，新一届领导班子将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大环境称为“新常态”。何为“新常态”？在厉以宁看来，“新常态”是转入常态的经济，是相对于我国2003年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而言，接下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而实现各自的“中国梦”，都离不开改革的深化。气可鼓而不可泄，改革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途停顿下来，可能前功尽弃。改革的道路上，必须知难而进。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也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难倒我们，阻碍我们。
